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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命和生活狀況負有責任。在這一點上，她明白她是在不負責任的行動，不是因為她“讓他倒下了”，而是因為她讓她自己變得抑鬱，並且自己也企圖自殺。負責任的事情就是要拒絕這種內疚感，終止抑鬱，然後去追求一種快樂而又滿足的生活。這才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在行動。

這次討論引起了她情緒上的快速改善。凱在其態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她意識到我們已經揭示了促使她想去自殺的錯誤概念。所以她準備再繼續治療一段時間，以提高她的生活品質，驅散多年以來由於她弟弟的自殺而困擾她的週期性的壓迫感。

沒有痛苦的悲傷

問題又出來了，如果根本沒有任何扭曲的話，“健康的悲傷”的本質是什麼呢？或者換一句話說，難道悲傷確實需要包括痛苦？

我並不敢聲稱我知道這一問題的確切答案，但是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做不安全醫學學生時所經歷的一些體驗，當時我在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醫院的巡迴診所做泌尿科方面的服務。我被安排接待一位老人，他最近剛成功地做了一個腎部瘤切除手術。工作人員希望他能夠很快的出院，但是他的肝功能突然開始惡化，檢查發現，這個瘤已經擴散到了他的肝。這一綜合症是無法治療的，所以幾天之內，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在他的肝功能惡化過程中，他慢慢開始變得神志不清，慢慢進入沒有意識的狀態。他的妻子意識到了這種情況的嚴重性，48個小時坐在他身邊。當她疲勞時，她的頭倒在他的床上，但是她就是不肯離開，有時她會俯在他的耳朵邊對他說：“老頭子，我愛你。”由於他的病情進入危險時期，他們這個大家族的成員包括兒子、孫子和重孫子都開始從加利福尼亞的各個地方來到了醫院。

到了晚上，主治醫生要我留下來陪病人，參加會診，當我進入房間時，我意識到他已經進入昏迷狀態。大約有810個親戚在那裡，他們中有些非常老，而另外一些則非常年輕。儘管他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了他的情況的嚴重性，他們還是沒有被告知情況有多麼嚴重。他的一個兒子，就是站在盡頭的一位年長的紳士問我是否能夠把插在他膀胱的導尿管取出來。我意識到取出這個導尿管對他的家人來說他已經死了，所以我就去問醫護人員這樣做是否合適。醫護人員告訴我可以這麼做，因為他確實已經死了。他們向我演示了一下怎樣取出導尿管，於是我走回病人身邊做這件事，家人在一旁等著。當我開始這麼做時，他們意識到某種支援已經被移走了，這位兒子說：“謝謝你，我知道這會讓他不舒服，他也願意這麼做的。”然後，這位兒子轉向我，似乎是要證實這個行為的意義，他問我：“大夫，他的情況怎麼樣？我們能夠期望什麼？”

我突然感到一陣憂傷。我感到自己和這位體面的彬彬有禮的男人非常近，因為他讓我想起我自己的祖父，我感到眼淚順著我的面頰淌了下來。我必須做出決定，要麼站在那裡，讓這家人在和我說話時看到我流淚，要麼離開，掩飾我的感情。我選擇留在了那裡，充滿感情地對他們說：“他是一位很好的人。儘管他已經接近昏迷了，他還可以聽到你們說話，今晚他就要走完他的一生了，今晚就和他告別吧。”然後我哭泣著離開這個房間。家人也哭泣起來，坐在了床上，他們對著他說話，向他道別。隨後的幾個小時，他昏迷得越來越深，最終失去意識死去了。

儘管他的死對於他的家人和對於我來說是很悲傷的一件事情，但是這是我永遠難忘的一個親切而又優美的體驗。失去的感覺和哭泣提醒我——“你可以愛，你可以關懷。”這使得悲傷成為一個被提升了的體驗，它對於我來說完全沒有痛苦和傷害。從那以後，我還有過數次像這樣讓我掉眼淚的體驗。對於我來說，悲傷代表著一種提升，一種非常莊嚴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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