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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個人的作用就越突出，政治生活*化就越薄弱，使得群眾淡漠於關心公共事務，使意見分歧不但沒有能夠成為推動認識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為動盪的根源。

此外，黨政不分，權力的過分集中，帶來機構重複臃腫，人滿為患，職責不清，人浮於事，效率低下，層層把關，文山會海，推諉扯皮等現象，從而為少數人以權謀私、敲詐勒索、貪汙受賄等大開了方便之門。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一言堂等不僅表現在政治、經濟領域，而且在文化領域也異常突出，造成了意識形態領域嚴重的不正常狀態。1957年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雙百”方針名存實亡，學術自由已被變形、扭曲，權力真理論代替學術爭鳴，用行政命令解決理論問題，硬要把無限豐富的精神世界定於一尊。意識形態問題又與階級鬥爭糾纏在一起，造成文化停滯、藝術凋零、理論衰退和思想僵化。為了避免被戴上各種廉價而又沉重的帽子，理論工作者將自己的任務變成了簡單的演繹、註釋和宣傳，文藝工作者只能在樣板戲的基礎上打轉轉。人們不得不把精力和興趣放在那遠離塵世的學科和領域中，而大量重大的迫切需要論證和解決的問題卻很少有人問津。因此，造成的理論空白只能主要靠以往的經驗去填補，而這恰恰加速了階級鬥爭的擴大化。

3�“法律虛無”的悲劇

過分集中的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機制。我國的國家權力分工和制約機制的主要特色是“議行合一”的政治制度，最高權力機關不單是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的機關，而且是把國家權力集中於由人民選舉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他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權力都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賦予的，並對它負責。也就是說，人民監督、制約國家權力機關，國家權力機關監督、制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行使對人民的管理權。實踐證明，這一國家權力結構和制約機制不僅逐步完善，而且日益顯示出其巨大的優越性。　。。

（二）權力與腐敗（4）

但是，也要看到，長期以來，我們對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缺乏足夠的認識，體現在政權機構的設定上，就是決策、行政機構等職能部門過於龐大，而監督、檢查機構則過於薄弱，甚至流於形式。這種狀況破壞了權力結構中各部分的協調和平衡。失去了制約機制的權力結構，造成了“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載《*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291頁。孟德斯鳩認為：“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載《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53頁。而上述體制，靠的是領導者或掌權者的自身素質和修養，能否深入群眾，傾聽群眾的呼聲，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靠的是權力行使者的自覺和自律，卻排斥了制度，乃至法制制約。1958年以後，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認識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施行，還要什麼法律？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評，會上一斗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於是法律虛無主義開始盛行，政策大於法律，高於法律，法律成了可有可無，甚至以言代法，以言廢法，“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