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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普爾熱瓦爾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為淡水湖，而羅布泊實為鹹水湖，歷史上的羅布泊該在塔里木河東流的盡頭，並不在普爾熱瓦爾斯基所勘定的位置。從此，新舊羅布泊的學術大爭論在世界範圍內展開。

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大討論，將青年時代的斯文·赫定的興趣引向東方這塊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導師李希霍芬的積極支援與鼓勵，使他踏上了通往羅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勝利地跨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從英庫勒北行，穿過孔雀河，沿庫魯克幹河床，在樓蘭遺址的東南一帶發現了一塊大窪地，他驚喜地探測到此地是一個乾涸的湖泊。

經過仔細地勘察和鑑定，認為這就是歷史上真正的羅布泊。這一論斷在二十八年之後得到證實。

令人驚歎的是，斯文·赫定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歷史遺忘了千餘年的古樓蘭遺蹟。第二年，他又來到此地，組織人力對古城遺址進行發掘，事實再次證實了他的論斷，沉默死寂的樓蘭古城終於重見天日。羅布泊荒漠隱藏的千古之謎，終於被一個瑞典人解開。斯文·赫定的探險發現頓時傳遍整個西方。也就在此時，一棵近代考古學的幼芽，在東方這塊神秘的國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國，這以地質學為基礎發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學，這剛剛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並沒有引起東方人的注意和興趣，他們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顧炎武、阮元、王國維等從宋代沿襲發展而來的以研究古文字為主要內容的金石學。真正知道這棵幼芽的價值併為之培土，從而在中國誕生田野考古這門學科，是在斯文·赫定離開的二十年之後。那時，西方的田野考古學已經盛行，東方的版圖自然成為這門新興學科的試驗基地和掠奪目標。從英國的斯坦因於1906年第二次在中國西部地域的古樓蘭、陽關、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奪大批珍貴文物之後，中國的古代文化便開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難。敦煌、龍門、雲崗等石窟的壁畫、石雕像等古代藝術品，被盜鑿得傷痕累累、百孔千瘡；西安、洛陽的古墓被掘，隨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築被毀，許多古遺址和文物古蹟被掘得破爛不堪，一片荒涼……

殘酷的事實使中國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華民族有自己豐厚的文化積累，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事業，更應當有一支研究、考察、發掘和保護自己古代文化的隊伍。於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黃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興盛起來，國民黨中央地質調查所從1921年開始，陸續派人到各地勘察，發現和發掘了一系列石器時代遺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指導發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北京地區周口店的古人類遺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第一個著名的“中國猿人北京種——北京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並首次透過研究，確認石器、燒骨和用火後灰燼的存在，從而明確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質，將它納入了考古學範圍。稍後，他和賈蘭坡教授主持發掘的山頂洞遺址，又獲得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山頂洞人化石及文化遺物。儘管這些遺址的早期發掘是國際合作性質的，但它卻是中國考古事業崛起的先聲。1935年，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由中國人首次獨立完成。可以說，中國近代考古學是從這時開始誕生的。

1950年10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標誌著中國考古事業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透過對中原、西北、東北、西南、東南一系列文化遺址的發掘，以翔實的出土資料，否定了法國人約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關於中國文明之源來自西方的學說。中國史前和早期歷史的發現、發掘和研究，終於在全世界的考古學領域內，佔據了自己應有的位置。

中國本來就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在這塊豐厚的黃土地上，辛勤勞動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