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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還是申明亭的存在，因為貪腐而死的官員們死了之後不僅僅自己遺臭萬年，甚至於還要連累三族跟著一起倒黴，那這個貪腐的成本未免太大了些。

貪腐的成本過高導致官場上很少有人願意冒著殺頭之後遺臭萬年的風險去貪汙，所以錦衣衛就有些無所事事的感覺了。

真正讓崇禎皇帝在意的還是人口暴增。

總有些人以為人口的增長速度是個正常的曲線，但是實際上，在和平年代和百姓願意生孩子的時候，人口增長不是曲線而是直線上升的火箭。

比如後世種花家開國初期，因為政府鼓勵生育而且民間願意多生孩子，從開國時的五億人口到十億人口，用時僅僅三十年——期間打過好幾場戰爭還經歷過天災。

而大明顯然不用經歷饑荒，天災也隨著崇禎十七年的過去而慢慢減少，再加上民間強烈的生育慾望，以及禁止溺斃新生兒的規定，人口數量已經從崇禎三年時的兩億左右暴增到五億。

任誰也沒有想到人口的增長會這麼快，包括中極殿的推演都沒有預測到這種速度的人口大爆炸。

後世有句老話說的好，再大的困難一旦除以十三億這個基數，都會變得微不足道，同樣的，再小的問題乘以十三億這個基數，都會變成天大的問題。

這句話放在大明也是一樣的，兩億跟五億之間的差距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個數字，而是天上地下的區別。

人口暴增給大明帶來的好處是極為明顯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顯然有他本身的道理，而沒有了外患和那些滾著嘰歪患者，大明顯然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來辦自己想辦的事情。

比如各種各樣的工程。

不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危險而且致命的，蠻子勞工也不是永遠用之不竭的，那些相對安全相對輕鬆的工程都被大明百姓們內部消化了。

至於種地這種事情，因為種地得到的收入沒有做工掙到的錢多，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放棄種地，轉而跟著各個工程去做工。

朝廷上面也樂得見到這種局面。

大量的百姓跑去做工之後，接著就是空出來大量的土地以供分配，並沒有出現崇禎皇帝當初設想的沒有人種地等等情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住了某種平衡。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物價上漲。

因為種地的人少了，糧食雖然還是那麼多，但是因為需要購買糧食的人更多了，所以糧食的價格不可避免的開始上揚。

糧價的上漲帶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工坊的用工成本增加，隨即又將之轉嫁到了商品銷售環節上面。

物價上漲其實無所謂，中極殿方面早就已經推演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大明並不存在什麼市場經濟，所以一切都還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唯一讓崇禎皇帝和朝堂大佬們頭疼的還是教育。

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吧，崇禎五年到崇禎三十年之間，社學的教材更換了十次，縣學、州學的教材更換了十次，大學的教材更換了三次。

原因很簡單，大明皇家學院的那些大佬們結合著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理定律之類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禎定理」、「崇禎定律」一類的名頭，然後寫入了教材。

幾乎每年都在推陳出新的定理定律讓禮部的大佬們一把一把的薅頭髮。

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現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麼改？該讓什麼年齡段的接受什麼內容？

摸著石頭過河，付出的代價就是教材三兩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紀輕輕的倪元璐已經頭髮斑白，禮部加上皇家學院和京城大學的那些教授們，幾乎都是痛，並快樂著。

崇禎皇帝則是一邊拒絕著各種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禎兩個字，一面用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