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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關於論&ldo;人&rdo;的真理的發見，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紀，於是出了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兩個結果。第二次成了法國大革命。第三次大約便是歐戰以後將來的未知事件了。女人與小兒的發見，卻遲至十九世紀，才有萌芽。古來女人的位置，不過是男子器具與奴隸。中古時代，教會裡還曾討論女子有無靈魂，算不算得一個人呢。小兒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認他是一個未長成的人，卻當他作具體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與教育的悲劇。自從弗羅培爾(froebel)與戈特文(god)夫人以後，才有光明出現。到了現在，造成兒童學與女人問題這兩個大研究，可望長出極好的結果來。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卻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現&ldo;人&rdo;，去&ldo;闢人荒&rdo;，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便是這個意思。[6]

顯然，這是學者的風采，其所言是較嚴密的科學論證。它的理論基礎，系建立在進化論與個體心理的基點上，是很有說服力的。魯迅在&ldo;五四&rdo;時是很少提出一個口號的，那時他對&ldo;主義&rdo;的興趣，似乎不及弟弟。其時他是很悲觀的，說理的衝動，更多地還是讓位於一種沉悶的低語裡。《熱風》中也有慷慨陳詞的一面，有亮色，但你卻可以從中體味到無奈裡的吶喊。因為先前的沉重，那聲音，便格外抑鬱、悲慨。所以，吶喊的調子，比周作人要有感染力。《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說：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帳，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ldo;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rdo;。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7]

從周氏兄弟不同的行文中，我感到了在對人的個體感受中不同的一面。魯迅是背負著苦難而訴說人生的，周作人則是常態人生的自語。魯迅的身上，多是尼采、史密斯、達爾文式的氣息，周作人則除了藹理斯、弗理則外，雜以西洋諸多溫和的人道主義色澤。魯迅多東方的特徵，所以你常可以在他那兒聽到佛的聲音，無邊的壓迫感和忍辱感在散漫著，周作人卻是世界的、儒學氣的。周作人看問題，往往從東西方的角度，以人類共同的法則認識客體。如文明只有一個，不分東方西方，只分先進落後。人性也是這樣，西方人也有迷失的時候，只不過覺醒得早於東方，我們趕上便是。橫亙在周作人上空的，有時是一種普遍的價值法則，他對人類的整體性殊多想法，所以儘管亦孤獨悲觀，而作為一種理性的審視，則多為中和之態，喜不偏不倚之狀。這裡可以找到魯迅與周作人後來分道揚鑣的一個線索。因為魯迅是站在東方被壓迫者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引進尼采的強力意志和史密斯的社會學觀點，便是自然之事。而周作人從人類的普遍立場出發，則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溫和手段校正東方文明的弱點。周作人後來翻譯希臘文化著作，亦有此意。他於尊敬人的個性前提下，喜歡廣泛譯介諸家之長，以補自己之短。魯迅在涉獵域外文明時，範圍不及周作人，是該承認的事實。他後來受德國哲學與蘇俄文化的吸引，其過程，對歐美的自由主義文化，便少有了解。他永遠不會像周作人那樣，恪守己身，反對壓抑個性主義的各種社會運動。魯迅晚年介入社會團體運動，熱情關注共產主義文化，恐怕多是從東方被壓迫者的立場出發的。可以看出，在&ldo;被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