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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智、仁者見仁。作為作者，我也會虛心地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自然包括某些官員的批評意見)。當然，經過我的獨立思考之後，是否接受這些意見，同樣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對我寫作的立場和文章中具體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溝通和交流，也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向我轉達。

進一步說，如果某些人士認定我的哪篇文章、哪個觀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有&ot;政治傾向問題&ot;，也完全可以在公開場合指出和批判，然後使用法律的手段來處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沒有私下與我交換意見，也沒有公開宣佈我的文字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卻採取了最等而下之的辦法--全然是幕後黑箱操作，透過打電話的方式層層傳遞命令，向我射來一隻餵的毒藥的暗器。他們企圖透過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工作權利的方法，來壓制不同聲音的出現。

然而，對知識分子&ot;不給飯吃&ot;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此處不給我飯吃，我自可在彼處獲得飯吃。只要我還有腦袋、還有手、還能夠寫作，我就不會被餓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強得多--假如他們沒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除了當官以外什麼事情也不會幹的傢伙，只有活活餓死。在今天的俄羅斯，不是有許多前蘇聯時代飛揚跋扈的&ot;政工幹部&ot;，因為無法適應變化的時代，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淪落為救濟金領取者嗎？

而我，除了寫作，還可以幹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礪的體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經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不像茨維塔耶娃所面對的那種絕境，留給她的只有死路一條。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託馬斯被當局剝奪了行醫的權利，雖然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那是蘇聯軍隊直接開進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託馬斯不可能不表達自己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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