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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方面看來，紐倫堡的這部分判決，恰好如同飛鏢一樣，立刻回擊到投射者自己身上。目前美國正處於這種戲劇性的境地：美國大學生援引紐倫堡的判決聲稱，他們有權利、有義務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是否合法進行考察。根據考察結果，他們拒絕服從國家規定的兵役法。於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為了對國家和全體人民負責而採取重大決策的權力竟被一部分公民剝奪了。在我看來，在我們今天的世界秩序之中，還沒有哪一個政府會承諾這一法律觀點，我也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政府把它付諸實施。

同樣，這一新法律要把武裝部隊高階將領、部隊指揮官按上指揮侵略戰爭的罪名，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個軍官在以後由於參加一場侵略戰爭而要受到懲罰的話，那末，他就必須同政府官員一樣有權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認為，讓一個軍官享有國家政府官員所享有的這種同等權力，這樣的民主國家不要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找不出來，而且在將來也永遠不會有的。

因此，我認為，只有這樣的原則才是對的：如果一個士兵接到政府的命令：&ldo;戰爭開始了，你必須上戰場！&rdo;那末他的義務就是理所當然地執行這個命令，因為任何國家都是政治高於軍隊之上的。這也是必要的。誰動搖了這一點，就是動搖了國家生存的基礎。

當我據此拒絕接受對一個軍人由於他參與一場侵略戰爭而給予的懲罰時，我還想從另一方面講幾句：如果有人嘗試想防止在未來發生侵略戰爭的話，那倒是很受歡迎的。但遺憾的是，事實證明，在紐倫堡的這種嘗試不僅成了這種新判決的開始，而且也是它的結束。

這就是說：侵略戰爭是個政治概念，在當時紐倫堡的法規裡既沒有對它下過定義，而且一直到今天也不可能對它下定義。

一個國家的決定戰爭或和平的政治家們，當他們在行動中採取重大決策時，總是由他們的政治信念和他們所看到的政治局勢所支配的，而不是考慮到：如果戰爭一旦失敗，他們將承擔責任並會受到懲罰。

聯合國至今也沒有做到使這一法律得到國際上的公認。

因此，倫敦法規中關於&ldo;破壞和平罪&rdo;這條法律並不是什麼法律上的新發展，它不過是在紐倫堡由戰勝國一度用來懲處一下戰敗國而已。

其次，我被判為犯有&ldo;違反戰時公法罪&rdo;，並不是以對我起訴的核心部分即指揮潛艇戰作為依據的。在指揮潛艇戰方面我沒有被判罪。

判我犯有&ldo;違反戰時公法罪&rdo;無非是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 1．1942年10月德國元首發布了所謂&ldo;突擊隊命令&rdo;，這項命令是針對在德國從事破壞工作的敵國小股部隊的。這些小股部隊不穿軍人制服而用偽裝進行破壞活動，這種行為，如命令中所指出的那樣，是違反國際法的。因此，命令中說：他們被捕後，不應按日內瓦公約作為戰俘對待，而應交付德國保

安處處置。關於這個&ldo;突擊隊命令&rdo;，不過是我在1942年任潛艇司令時傳聞到的一個通知而已，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一命令純屬陸戰方面的措施而同海戰絲毫無關。

我作為潛艇司令根本沒有理由去審查這個針對敵國部隊違反國際公法行為的命令是否合法，事實上我也不可能這樣做，當時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法律權力。我認為，沒有哪個國家會有人持這種看法，即一個司令官在得到事實上同他毫不相干的命令時必得去檢驗這一命令是否合乎公理。

我自1943年任海軍總司令以後，再也沒有聽到有關這一命令的訊息，因為它僅僅同陸戰有關，直到後來，在紐倫堡我因這一命令的存在而受到譴責。

2 ．判我犯有&ldo;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