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頁(第1/2 頁)

[27]個別書籍，如張耀傑《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後的黨派之爭》，雖然徵引證據超過40件，但實際上只是抄錄證據，並對一些無關緊要的背景性故事進行演繹而已，對證據本身的內涵基本不能理解，更不能揭示各項證據之間的內在關聯。

[28]《京師地檢廳吊閱宋案卷宗》，《申報》1918年6月28日，第10頁。

[29]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5捲上冊，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第345頁。

[30]《舉國同聲一哭之宋先生&iddot;宋先生案之一線光明》，《民立報》1913年4月5日，第7‐8頁。

第二章 破解宋案謎團核心史料

無論研究何種歷史問題，首先必須注意核心史料的掌握和利用，不清楚所研究問題有哪些核心史料，或者輕視乃至無視核心史料，所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稱為專業、嚴謹的學術研究，所得結論自然也就很難經得起檢驗。對宋案研究而言，史料並不缺乏，其中可稱為核心史料、對於破解該案謎團可起到關鍵作用者，主要有以下五種。

一 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會上的演說

按照史料面世時間，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會上演說詞的披露，比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於1913年4月25日深夜通電撮要宣佈宋案證據，還要早近一個月，因此理應首先注意。

宋教仁被刺身亡一週後，北京國民黨本部於1913年3月28日開會商討應對策略，3月30日下午又在湖廣會館舉行追悼大會，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代表趙秉鈞出席，並發表演說。趙秉鈞時任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王治馨為趙之屬下，與趙為&ldo;煙友&rdo;，又與趙之心腹秘書丁惟忠為同鄉，因此趙、王二人關係極為密切。[1]在追悼大會舉行前，兇犯應夔丞、武士英已分別於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獲，與應夔丞關係密切的洪述祖則於3月26日晨由北京出逃至天津，兩天後乘火車南下，輾轉至青島德國租界藏匿。洪述祖為內務部秘書，於是，趙秉鈞不可避免地受到猜疑。3月29日，共和黨《亞細亞日報》突然發出如下一則關於國民黨本部會議的訊息，稱：

張繼氏日前在該黨本部對於鈍初死事之演說，洋洋千言，大略謂：鈍初之死，據外間訊息，實為應夔丞所指使。應本上海流氓，雖為我們同盟會人物，但此人近恐已為人收買，故吾人對於應夔丞之外，仍鬚根究主使之人云雲。其詞中並及於現總理趙秉鈞雲。[2]

這則報導實際上暗示趙秉鈞為刺宋幕後主使。《亞細亞日報》同時又報導，趙秉鈞對於有人影射他與刺宋案有牽連，大為憤慨，於3月28日下午面見袁世凱，要求辭職，表示：

我不願為總理，實以總統委託，不敢放棄國民責任。受職以來，朝夕勞苦，發白齒搖。不意區區苦衷，無人見諒。現在宋鈍初一案，外間某黨竟疑秉鈞主使。此事毫無公理，秉鈞萬難緘默，擬請即行辭職，前往上海，與兇手對質，以期水落石出。[3]

就是在這樣一種微妙時刻，宋教仁追悼大會於3月30日下午在湖廣會館舉行。這讓趙秉鈞頗為躊躇，因他掛名國民黨籍，又身任國務總理兼負責治安的內務總長，若不參加追悼會，不但無法向外界交代，也對不住自稱與他關係甚為融洽的宋教仁在天之靈；更嚴重的是，外界將很可能因此愈加懷疑宋之被刺與他有關。但若參加追悼會，則難免有些尷尬，身處嫌疑的他，顯然不能裝聾作啞，若無其事；而若解釋，則憑何取信於人？故由同樣掛名國民黨籍的王治馨代為出席追悼會，就成為趙熟慮之後的抉擇。由王治馨以京師警察廳總監身份在追悼會上表明緝拿兇手的決心，也就等同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