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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對於祖父母一輩的老人更顯重要，他們需要一種感覺，一種還被孩子們記惦著的感覺。在這些特殊的時候，他們通常會邀請全家人與他們共進晚餐。

結婚紀念日尤其引人關注，它標誌著夫婦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從棉花週年紀念（結婚1週年）到瓷器婚（結婚20年），銀婚（結婚25年），金婚（結婚50年）和鑽石婚（結婚60年）。兒子輩的，孫子輩的，曾孫子輩的，都會齊聚在這些家族內部的慶典上。

人類的平均壽命在19世紀期間得到了顯著增長。1801年時的平均壽命是30歲；到1850年時男人的平均壽命上升到了38歲，而女人則上升到了41歲；到1913年時男人是48歲，女人是52歲。但富有的人可能遠比窮人活得更長遠。在法國，在1870年到1914年間，對於40歲的男性來說，各個領域內的個人死亡率是：白領僱員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廠主是90人。1823年在波爾多，富有的中產階級的平均死亡年齡是49歲，而社會階層低下的人只有33歲。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較富裕的行政區內死亡率是人口的萬分之十一，貧窮地區的是萬分之十六點五。貧窮地區的肺結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區的兩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們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樂的退休時光。那些從事獨立職業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後的花費；在19世紀只有公務員可以領到補貼。1853年6月9日頒佈實施的法律規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僱員和從事學術工作超過30年的人60歲時向他們提供補貼；同時還確定了最高補貼數額：以地方官員為例，補貼額不得超過6000法郎或是過去6年中平均補貼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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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們幾乎就領不到補貼。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僱在政府的工廠或鐵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業公司中工作的人。許多工人都贊成互助金制度。而沒有任何社會安全保障方式的農民們則只能依靠家人的贍養。1910年“關於農民和工人的補貼”的法律儘管存在頗多爭論，範圍也很有限，但卻表明人們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在19世紀，退休的醫生或工程師依靠他們在工作的數年中積攢的錢財來度日。那時，錢幣的價值相當穩定，一個自由職業者可以在他50歲時退休，同時個人的生活標準絕不會下降。那時，法國許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間階層，收入相對較少。退休折射出的是一種安逸的理想。一旦一個人不必再為生計奔忙，他所有的時間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樂了。

富裕的人會在家中死去。對他們來說，醫院是個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家的人才會在那裡死去。即使是門診部，它們接待的客戶要比醫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視作是一種驅逐的形式。死亡與住宅緊密結合為一體。修道院院長肖蒙在1875年寫到，主臥室是某天上演最後痛苦一幕的“避難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這種死在家裡的情況更加複雜，因為自從奧斯曼時期以來那裡的公寓住宅數量一直在萎縮。空間的缺乏使得要想親近死亡也變得困難起來，尤其自從巴斯德發現微生物以來，人們已被衛生學搞昏了頭。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現在已被視為一種*的形式。於是，死亡逐漸被驅逐到醫院中去，這就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一個變化。

當一個人死去時，那些照料他的人會將故者的眼瞼合上，放直其肢體，在軀體上蓋上一條白單。臉不會被蓋上，而且要有燈火將其照亮，以在最後時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跡象。出於同樣的原因，遺體要日夜有人照看，不會讓其感到孤獨。如果死去的人是個天主教徒，會在其胸口上放置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