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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故土。”

“不出十年，我們便能重回故土？”陳範不太確定地問道。

“是的。”陳擷芬用力點了點頭，重複道：“字條上是這樣寫的，不出十年，我們當重回故土。”

“好，好。”陳範跺著腳連說了兩個好，精神也振奮起來。

給你一個希望，給你一個振作的理由，這是傷感失望的人最需要的靈丹妙藥。陳文強交代龍興堂的人多加註意，儘量營救，並將一筆錢送給陳範，只是感佩他毀家紓難的精神，卻不知道由此竟改變了陳範的人生悲劇。

“亡命十年，困躓以終，不聞有何怨言”，這便是陳範的真實寫照。歷史上，陳範流亡東京，貧困幾無以自給，兩妾改嫁，長子出走，不知所終。次子仲彝出獄以後，清廷一直迫他交出父親，也只得逃走。

名動上海的《蘇報》館主可謂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歷史上當革命告成，民國新建後，多少人以功臣、元勳、偉人、志士自居，無不以為“手造共和”，應該論功行賞。而他甘願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共和國國民，只口不提自己當年倡言革命的輝煌歷史和慘痛遭遇，更不謀求一官半職。最後，陳範晚境淒涼，孤身一人，在上海貧病交加，幼孫病故，兩個女兒不在身邊，去世時年僅五十四歲。

如果陳文強知道這些，就更不會讓陳範這樣的“潮流中之長厚君子”落到如此境地。他只是一個簡單的想法，鄒容血氣方剛，經驗閱歷不足，有陳範這樣的老報人相助，他便能放心許多了。

而蘇報案的爆發和審理，實際上卻暴露滿清政府的無能和無恥。腐朽的滿清朝廷目光短淺，不學無術，《蘇報》案的專案組長慈禧，組員張之洞、端方、魏光燾等人自以為得計，卻是自取其辱，為此丟盡了“國家主權”的臉。

堂堂正正的國家政府，卻要求“居民委員會”級別都不到的“會審公廨”來主持法律公道，求外國人殺中國平民。尊嚴何在？面孔何在？從大清皇朝拜倒在會審公廨腳下，清洋律師，求審判官處決中國人的那一時刻起，大清皇朝就等於向國人宣佈了自己的完蛋。

法庭上唇槍舌劍，激烈交鋒，法庭外各家媒體的輿論也如火如荼，使租界當局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也使反清革命思想為眾多媒體所熱議，影響著更多的民眾。

“蘇報案”作為晚清最大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次重大轉型時期一個極富象徵性的事件。滿清無所不能的專制權力與一無所有、惟有一腔熱血的平民之間面對面交鋒的場景，一幕一幕，全無遺漏地展現在民眾面前。雖然鄒容缺席了，但素有“章神經”、“章瘋子”稱呼的章太炎卻在，庭審中嘻笑怒罵，表演依然精彩。

滿清政府為完成太后“懿旨”，將人犯押至南京，凌遲處死以實現“殺一儆百”的目的，先是用二十萬兩白銀利誘租界當局，遭到拒絕後，竟然再次出賣國家主權—願將滬寧路的路權讓給列強，以換取“引渡”的承諾。就在列強有些心動之際，“沈藎案”的突然爆發，一下子將清政府的野蠻、殘忍與不智暴露無遺，使《蘇報》案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在百年前的沉沉暗夜裡，無數仁人志士如同啟明星一般，出現在二十世紀的地平線上，稟持著“刀放在脖子上還是要說”的執著，讓人們看見了光亮，看見了希望。

沈藎也是一個傾向於革命的報人，出於愛國熱情，他在報紙上披露了“中俄密約”的內幕。清政府正被蘇報案搞得焦頭爛額，沈藎又從背後捅了它一刀，揭露了其“見不得人”的賣國行徑。慈禧老妖婆惱羞成怒，當時正逢老妖婆的“萬壽月”，例不“殺人”，所以由“斬立決”改為“立斃杖下”。沈藎就此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殺戮的新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