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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來定義儲蓄（率）所忽視的重要問題。

‖現代消費理論的洞見‖

把中國的儲蓄率與發達國家作比較，並認為中國存在高儲蓄現象，這其實是傳統的凱恩斯消費理論的視角。其核心觀點是：　儲蓄是由當前人均收入水平決定的。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心理規律的作用下，作為消費的對立面，儲蓄也就與收入水平成正比。這種缺乏微觀決策機制的總量關係通常被認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解釋力，但卻並不能很好地解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變動，當然也無法解釋中國的高儲蓄。

弗裡德曼開創的持（永）久收入理論和莫迪利安尼開創的生命週期理論構成了現代消費理論。其核心假設是，作為風險厭惡者，人們願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各期的消費水平。也就是說，年輕的時候沒有收入或者只有較低收入，人們進行的是寅吃卯糧式的負儲蓄；人到中年，收入豐厚，是儲蓄的黃金期；退休之後，收入下降，則又進入消費增加的負儲蓄期。

現代消費理論揭示了影響儲蓄的兩個關鍵因素是：　長期的收入增長率（而不是當期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結構變動。那麼，中國的儲蓄率為什麼在改革前後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徵又能解釋中國近期的高儲蓄率呢？

中國異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急劇轉變的結果。首先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的實施。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激增至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現象的重要基點。

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嚴格的計劃生育從城市到農村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顯然，按照生命週期理論，人口政策的這個轉變對儲蓄率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一，15歲以下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70年代中期的大幅下降到世紀之交的，人口紅利使得進行正儲蓄人群的比重顯著增加，進而提升了儲蓄率。其二，計劃生育使得子女數量銳減，顛覆了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即子女贍養父母。這迫使父母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中國的高儲蓄率並不另類‖

按照現代理論進行合理的國際比較，我們發現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低儲蓄和近期的高儲蓄都不是獨一無二的。20世紀60年代冰島的儲蓄率大約和中國改革前一樣低，並且直到80年代末冰島都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冰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4萬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較低的增長率和老齡化時代的來臨使得儲蓄率一直在5％以下。表11居民儲蓄率的國際比較

國家年代儲蓄率（％）經濟增長率（％）未成年人口比重（％）1中國1958—美國1990—中國1990—冰島1960—日本1971—義大利1960—資料來源：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生命週期理論與中國的居民儲蓄》，《比較》第22輯。同時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儲蓄者。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高，並且人口結構也令人滿意，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日本人的儲蓄率水平也與中國不相上下。有人會說，畢竟中國和日本有著相同的東方文化傳統。但是義大利20世紀60年代的高儲蓄率就駁斥了這種簡便的解釋。義大利的儲蓄率甚至比日本還要高，可是義大利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與儒家文化相差甚遠。同樣，我們可以在義大利的高經濟增長率和有利的人口結構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實際上，世界上也不乏儲蓄率高於中國的國家。就整個國民儲蓄率（中國1982—1988年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儲蓄國家（同期為％）。當然我們可以把新加坡作為一個例外，因為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