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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投資可以形成明天的生產能力，投資會帶來一個經濟潛在生產能力的提升；同時，東亞經濟勞動力十分豐富，因而經濟增長放緩，利潤率的下降是因為沒能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個自然的結論是有效需求的長期不足束縛了生產潛能的發揮，出路是隻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產就會達到潛在水平，尤其是應該透過消費的不斷增加來實現“快樂增進型”的增長。

這樣，我們討論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資過多還是需求不足，拖累了東亞特別是中國經濟以福利為內涵的增長步伐。

我覺得從道理上來說，可以把資本投入過多說成是需求的相對不足（因為如果市場規模足夠大，商品的價格不會下降，投資的利潤率也就不會下降），並且認為增長的真諦在於實現更多的消費也是無可爭議的。

可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滿足消費的方式是有效的嗎？東亞普遍出現的內需不足是否與其經濟增長的模式本身有關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資並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給，再多的生產能力也只能是變成閒置的機器廠房和不斷堆積的商品。另外，現實中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越來越強，投入推動增長的模式提供產品服務的成本從而在不斷上升。而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得產業結構嚴重雷同，有些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可能永遠都不會得到充分利用。

中國經濟為何失衡？（2）

和許多人一樣，我不認為問題的癥結是需求方面出了問題。按照正常的邏輯，投資是經濟行為中最活躍的變數，投資透過乘數效應決定產出和收入，收入決定儲蓄和消費。因而，消費不足更可能是結果，而非原因。中國長期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這不僅是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就能解決的。同樣，持續的投資膨脹可能真的已經導致增長效率的下降。或者說，從需求的角度，透過高投資形成的供給並不是最有效的，市場還沒有給予充分的認可。

我們知道，同樣是增加產出，可以透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實現，也可以透過投入固定而提高生產效率實現。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模式屬於前者。在這種模式下，經濟增長對高儲蓄和高投資形成強烈的依賴。而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模式，高額儲蓄率在一段時間之後必然會下降。這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構成巨大挑戰。

如果是這樣，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解釋中國持續高投資的形成根源。我想，這其中強勢政府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一點可在東亞比較中看出。在東亞，儒家傳統的勤儉通常被當作是高儲蓄的原因，而高儲蓄則形成了高投資。可是，這無疑是在說是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經濟模式的不同。實際上，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東亞的政府扮演了推動高投資的重要角色。就拿中國來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趕超型戰略是政府集中資源搞建設的合理理由。而在轉軌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則推動了以基礎設施、房地產等領域為主的投資熱情。

總之，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與整個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共同特徵，並從這個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我們就應該承認，把投資體制和增長方式帶來的問題歸咎於有效需求或消費不足無異於捨本逐末。畢竟，即便是在當前，投資方向仍然有相當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國有企業選擇的，而消費卻是私人決定的。經濟學一再告誡我們，應該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

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中得到了特別的強調。早在1954年，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就提出，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投資的提高。他說：“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要理解一個社會由原先儲蓄和投資還不到4％~5％轉變為自願儲蓄達到國民收入12％~15％以上整個過程。”對照現實，這種看法的指導意義似乎已經下降。

潮流早已轉向對效率增進型增長模式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