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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

客商有專包一船載運其貨物者，例如《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中御史所化裝之客商。亦有多數客商積資合僱一船者，例如《楊謙之客舫遇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後者在明代似為常態。明末戶部尚書倪元璐呈崇禎帝之奏疏稱，客商之一稅單，常包括應稅貨物二三千餘件，為客商數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載《倪文貞公全集》，亦載於《續文獻通考》（《萬有文庫》本），頁2938。本人節譯英文載於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亦即內河商船一船搭載之狀態，此與各稅關報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見《北新關志》，節載於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及清代之《淮安三關統志》。。

明清時代之商業書籍，亦著重於行旅，內中若干款目，為客商僱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覽》稱“搭船行李瀟然，定是不良之輩”《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9。“瀟”字似誤筆。。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又稱：“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卻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號，免他一路稅程，不要那官人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為孝順之禮，謂之坐艙錢。”此段出於《蘇知縣羅衫再合》。其敘述亦與晚明情形相符。17世紀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載棗貨與之並行，管理臨清商稅之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稅均免。祁雖未稱其接收坐艙錢與否，但因仕宦名勢免稅一節，似屬司空見慣。祁不但不加隱諱，並將其詳情，於其日記中敘述《祁忠愍公日記》（紹興，1936年版），又周之龍《漕河一�》，亦有類似之記載。。

旅途遇盜，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內陳大郎所僱民船，在棗陽遇盜。本錢被劫一空，陳“走向船梢舵上伏著，倖免殘生。”有時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殺客商，以取得其財貨。《蘇知縣羅衫再合》中之船戶即為一例。所以明清商業書，均勸告客商，顧及旅途安全，所有財物，盡力掩飾。如“逢人不可露帛，處室亦要深藏，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財帛，均宜謹密收藏，應用盤纏，少留在外。若不仔細，顯露被人瞧見，致起歹心，喪命傾財，殆由於此。”又“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墜便灣船”見《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8~309。。前後文字如出一轍。

商人在外，通常無法與家人通訊，亦不知目的市場及情形。蔣興哥去廣東一年有半，未曾有書郵到家，其妻室須請算命人問卦以卜其行止。陳大郎既被盜，又旅途害病，其致家書於其妻室，乃託傳遞公文之吏員代投。故事原文稱：“陳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商議，要覓個便人捎信往家中，取些盤纏，就要個親人來看覷同回。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個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極是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去五錢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

此一封書信，付費銀五錢，始能轉遞，而仍非普通一般人可經常央便者，因文內稱，此傳遞公文之承差，系牙商呂公舊識，又湖廣襄陽去徽州寧國，正當漢水及長江孔道，才有此種便利。不過明朝傳遞公文之差使為私人帶信，則亦為司空見慣。如復社之彼此通知，均利用公家驛傳，“名為公文，實私牘也。”《復社紀略》亦稱：“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以文郵置者”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1935），頁164，166。參見宮崎市定《張溥とその時代》，載《東洋史研究》33之3號（1974），頁338~339。。亦系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