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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美國是如此民主，所以舊世界在&ldo;科學&rdo;與&ldo;技術&rdo;之間所設的界線，即傳統上把思想的人與行動的人分開的制度，全部被打破了。實際上，&ldo;理論&rdo;與&ldo;實踐&rdo;的區別在新的情況下是不存在的。由抽象大師艾伯特&iddot;愛因斯坦敦促而成的原子事業，使理論物理證明瞭它的實踐性，而登月計劃卻導致了一個根本上是抽象的目標。歷史上耗資最多的科學冒險事業（到一九七二年時，耗資已超過原子彈的費用許多倍）竟是由一個僅僅模糊地認識到其&ldo;實際&rdo;目的的國家來進行的。

這種趨勢感使總統們不得不折服，也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了負擔，研究與發展的節奏，廣告宣傳的節奏，以獨創的、遍佈全國的和必然出現的新方法生產並向幾乎所有人推銷幾乎所有東西的節奏，使美國文明的前途和日常生活的形式看來不得不取決於已經進行的事業的質量和速度。這種情況滲透到公眾對所有工業發展的觀念中，例如包裝的改良（從紙袋、摺疊紙盒、玻璃紙、雙層玻璃紙，到以後無奇不有的包裝），汽車（從t型、每年一個型號、半年一個型號，到以後各種無法預料的型號），以及其它無數大大小小的發展趨勢。

在社會政策方面，看來有關&ldo;是否要做&rdo;的決定越來越少，而有關&ldo;速度及何時動手&rdo;的決定則越來越多。我們難道可以使趨勢的速度放慢嗎？難道可以阻擋趨勢的發展嗎？這裡所說的是包裝的趨勢、汽車生產的趨勢、通訊交流的趨勢、樹立形象的趨勢、增加大學的趨勢、修建公路的趨勢或人口增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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