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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深刻印象；但對生活於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說，活生生的現實則是這種在難以預料的環境中為生存所作的掙扎奮鬥。談到十八世紀晚期的意識，又帶出了兩個更大的問題：第一，不管中圉的經濟成長從絕對值來看給人以多麼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夠抵消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第二，存在於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又對人們關於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人口、物價與金錢

1748年稻米價格的猛漲向全國性的官僚機構敲響了警鐘，並立即對民間的秩序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在蘇州和長江下游其他一嶼向來從上游進口稻米的城市發生了暴亂。然而，帝國各地的官員們對於米價上漲與人口壓力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無所知。陝西巡撫陳宏謀寫道，米價上漲的根源在於人口與土地之間比例的長期變動。“米價日增，原非一時頓長，實由生齒日繁。……各省沃土皆已開墾，山坡水濱，曠土尚多，但地氣淺薄，種一年，需歇一二年。”一位有經驗的官員汪輝祖曾就這些情況對他的家鄉蕭山（毗鄰杭州，二十年後將成為叫魂大恐慌爆發的地方）所產生的影響作過評論：“憶十餘歲時，米價鬥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具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之以資生，名日觀音土，有食之死者。”

這不是一個短期性的問題；稻米價格在十八世紀的整個下半葉持續上漲。然而，它對地方社會的衝擊卻顯然困貨幣供應的增加而得到緩和。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業主開始在安南開採銀礦；同時，作為對中國貨幣的支付手段，墨西哥銀幣加速流入，擴大了白銀的供應量。根據一個權威性的估計，在1752～1800年間，中國的白銀供應量增加了大約二億七千四百萬墨西哥銀元。然而，正如下表所示，白銀流入的急劇增加發生在進入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乾隆初年，白銀供給的減少可能使得要在人口增長的壓力面前維持生計變得更為困難。而白銀供給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突出增長，以及在整個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力量聚集，又使得當時的人口雖十分密集，卻仍有可能出現繁榮。然而，由白銀所帶來的利益只是緩慢地滲入到地方社會中去。就長江下游而言，轉折點看來出現於1780年左右。至少，對這個關鍵性的地區來說，與質量有關的證據顯示，十八世紀為人稱道的“盛世”的開始不可能大大地早於這一時間。使我們瞭解到肖山方面情況的汪輝祖寫道：“十餘年來，此（米價昂貴）為常，或鬥二百錢，則以為賤矣……夏間，米一斗錢二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對此應作何解釋？汪輝祖認為，這是因為大約在1780年以後，通貨膨脹已不僅僅侷限於人們對之很敏感的稻米價格，而是擴充套件到了所有的商品上：過去，稻米價格雖高，其他商品的價格卻不受影響，“今則魚蝦蔬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餬口”對這種轉變的一種解釋，便是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當每個人手裡都有更多錢時，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對所自有種類的商品都開出更高的價格了。雖然證據尚不很多，但汪輝祖的記述為根據白銀供應的資料作出推斷提供了可信的地方性例項。要更全面地理解十八世紀的經濟變化（尤其是人口增長和錢幣的較易獲得）怎樣決定人們對周圍社會環境的認識，必須要從事更多的研究。首先我們必須做到分期準確：是周圍發生的哪些變化使得識到他們生話中的機會發生了變化？如果汪輝祖對於時間問題的感覺是對的，那麼，我們在1780年以後所看到的便不過是一段短暫的幸事。“盛世”的真正繁榮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紀的頭五年（其時，世界性的白銀短缺降低了國外購買中國貨物的能力——而大約與此同時，鴉片的進“又導致了白銀的災難性外流，並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