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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751年8月，一份奇怪的檔案引起了貴州一位地方驛傳官員的注意。這是一份據稱由時任工部尚書的高階官員孫嘉淦（1683年生，1753年卒）所擬奏摺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孫嘉淦即以敢於向弘曆的父親胤禛提出直諫（而胤禛則不落俗套地對之予以褒獎）並對官吏的不法行為提出尖刻的批評而聞名於世。雲貴總督將這份在貴州發現的“奏摺”上送北京。根據他的一份秘密報告，這份“奏摺”中充滿了“誣謗”與“虛捏”之語；在其末尾，甚至還有皇帝贊同的御批（而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後的幾個星期裡，皇帝又接到了來自大清帝國相距甚遠的不同地方的許多報告，在那裡出現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尋“偽稿”始作俑者的大網巳在全國張開。數以千計的人被捕入獄。令人吃驚的是，近在京師的學衙，遠至西南邊疆，偽稿抄件均有發現。因擁有或轉抄偽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則從高階的省級官員到商人、僧道、紳士無所不包，甚至還有旗人。逼供產生了許多虛假的線索，但最後，江西巡撫於1753年1月宣佈將一個名叫盧魯生的千總逮捕歸案。不久，軍機處的一個審議庭便宣佈他即是該案正犯，在盧被凌遲處死後，弘曆便宣佈此案已經結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證據以及“正犯”的匆匆就刑，使這個案件的“解決”充滿疑點。可是，偽“奏稿”的實質內容及其廣泛傳播，卻為我們理解弘曆在謀叛問題上的困惑提供了線索。到那個時候，雖然連“街上的腳伕”都知道偽稿中寫的是些什麼了，它的抄件卻未能儲存下來。弘曆對所有被發現的抄件進行了徹底的焚燬，甚至連軍機處的檔案中都沒有一份抄件留檔存底。對弘曆來說，偽稿的內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難以容忍了。其他有關的證據表明，這份“奏稿”列舉了“五不解十大過”，對弘曆本人及與他接近的官員們進行了嚴厲的個人攻擊。

它似乎也間接提及了因弘曆的首次南進而帶給各地的沉重財政負擔。它可能還抨擊了弘曆對幾位高階官員，特別是對漢軍旗人出身的將領張廣泗的嚴厲處置——1749年，張因為在征伐金川之役中“處置乖張”而與另一大臣納親同被斬首。最後，馬朝柱一案（對此我在下面還要討論）的證據表明，它甚至還對滿清皇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可以肯定，弘曆在追尋偽稿始作俑者，懲罰擁有或轉抄偽稿者、以及有效地銷燬偽稿的所有抄件上所表現出的極度憤怒，揭示了偽稿的抨擊令他感到多麼害怕。

而這種恐懼的根源，決不僅僅在於由這個案件所表現出來的文人之中對於滿清的廣泛敵意。由弘曆的性格特點所決定，他很快便懷疑到這是針對大清帝國的一項根深蒂固的明謀的反映——偽稿案不僅同發生在他父親統治時期的文人謀反事件有牽連，也與神秘的馬朝柱事件有聯絡。①馬朝柱謀反案，我們之所以設想偽稿案對於滿人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這是因為，甚至連弘曆也逐漸相信，這件事是同1752年春天露頭的馬朝柱公然反清的陰謀有關聯的口。馬朝柱事件是弘曆首次遭遇以復明為號召的運動。為對付這一運動而採取的血腥報復行動，則成了弘曆統治上半段後期一個聳人聽聞的序幕。

據稱，馬朝柱本系農民，來自位於長江流域，坐落於湖北省會武昌下游約一百三十里處的蘄州。當他越過省界來到安徽西部時，受到了一個僧人的影響，並從那人那裡（根據政府的調查）獲得了一種自己將擔當大任的幻想。馬朝柱開始宣稱，自己同居住於“西洋國”、以明室楚王后裔“幼主”為首的明朝遺族有聯絡。據說，被清廷打敗的西南軍閥吳三桂的後代也在西洋國居住，同時駐紮在那裡的還有三萬六千名兵丁。住在那裡的還有李開花，這是一個在民間很有名的據說將來要做皇帝的人。還有一位“娘娘”（這是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