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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在他看來，儘管成就很大，卻充滿了危機：使得&ldo;宇宙和人生斷絕隔閡，矛盾衝突，無情無趣，疲怠垂絕&rdo;，以致&ldo;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拋棄它&rdo;‐‐不是連西方哲人杜威和羅素，都對自己的文化反感，對遙遠的東方文化有著真誠的嚮往嗎？而印度文化，卻由於看得太透，直面了人類永遠不能解決的生老病死這個終極無解的題目，也並不適合當今社會，&ldo;此刻還早的很，是極顯明的&rdo;。

所以梁漱溟認定，儘管目前東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幾有斷絕之虞，但這卻是暫時的，中國文化不僅僅不應該斷絕、也不會斷絕；不僅僅會在中國復興，實現中國的富強，更是會走向世界‐‐&ldo;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rdo;正如古希臘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運一般。

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

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這個改法絕不是調和，因為這幾種文化並不能相通：&ldo;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走終究有一天趕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多久，也不會走到西方人達到的地點上去。&rdo;

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

他認為所謂東方文化，孔子無疑是理所當然的代表‐‐梁漱溟於是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業：發揮孔子學說，弘揚東方文化。

梁濟應該感到欣慰：他的兒子，不到三十歲，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說一出，梁漱溟&ldo;暴得大名&rdo;，以區區講師成為學術界知名人物、新儒學的開啟者。當然，正值西方思想方興之時，世人對這種逆流的學說自然是貶多於褒。對評論他的文章，無論褒貶梁漱溟很少作答，直到胡適做了那篇在他看來&ldo;語近刻薄&rdo;的評論文章後，才寫信抗議；請胡屈尊用些心思&ldo;俯察&rdo;原書後再說，不要&ldo;像看北京《晨報》一樣，匆匆五分鐘便看完&rdo;‐‐他認為胡適沒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論。

但不管別人如何看待他的學說，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認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認開悟的梁漱溟現在已經堅信，自己就是那個兩千五百年後在危難關頭復興孔子思想的人。這種自信在1942年避日軍從香港逃到廣西後寫給兒子的信中表達得很明白：&ldo;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rdo;，而弘揚重光之任&ldo;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rdo;，&ldo;&l;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r;，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rdo;。甚至逃難途中，他面對遍地炮火匪盜安然自如，絕不信自己會有危險‐‐宏道事業未成前，上天是不會讓他死的：&ldo;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rdo;

第119節：橫眉 ‐‐傲然出世的&ldo;民族魂&rdo;(10)

也許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來居然甚是順利，處處有朋友幫忙，人人對他尊敬，據說他是香港淪陷後最早脫險的文化人。

自然，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說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會，只是根據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