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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仁宗對范仲淹的人品已經有所瞭解，親政後便將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諫。此時，朝野上下直接或間接地攻擊太后垂簾時政事的人越來越多。范仲淹此前雖然強烈要求太后還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卻並未藉機報復，反而勸仁宗說，太后受先帝遺命，保護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過失，當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聲名。仁宗聽了很是感動，由此愈發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許議論太后垂簾時的事情。也從那時起，范仲淹便成為仁宗心目中能進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選。

三年（1043），北宋與西夏之間初步達成和議，仁宗迫不急待地將55歲的范仲淹從西北前線召回到中央任樞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參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援下，范仲淹開始了以整頓吏治為核心的新政，力圖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標。但是，改革從根本上觸及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贊成改革的人實際上並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歐陽修像

擊。很多人指責范仲淹等人拉幫結派，是&ldo;朋黨&rdo;。仁宗便召范仲淹詢問：&ldo;從來都是小人好結朋黨，難道君子也結黨嗎？&rdo;范仲淹答道：&ldo;臣在邊疆時，看見勇於作戰的人自結為黨，朝廷也是這樣，邪正各有其黨。唯聖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有什麼壞處呢？&rdo;就在此時，歐陽修也進呈著名的《朋黨論》，表達了對范仲淹的支援。然仁宗對此極為不滿，而朝野上下對此更是一片反對之聲，甚至連同樣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更有夏竦之輩誣稱，當時的名儒石介已為富弼起草了廢舊立新的詔書，即要廢掉仁宗，誣陷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時雖表示不信流言，但卻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范仲淹等人相互標榜為君子的反感。隨著改革的進行，仁宗不單單聽到了太多反對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對朋黨也有著極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國以來，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就下大力氣防範臣僚結黨，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自己身邊有一個結黨的富弼像

政治集團。最後，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無奈的決定。慶曆五年正月，遼、西夏對宋的威脅相繼解除，猶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權衡中，先後罷去范仲淹、富弼和認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讓他們去擔任地方官，短暫的&ldo;慶曆新政&rdo;遂告失敗。

11年前，因上書極諫而謫守睦州的范仲淹為東漢名士嚴子陵建造了祠堂並寫下了&ldo;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do;的絕詞妙句。此時，罷相的范仲淹又訪問了一位山間隱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跡：&ldo;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rdo;意思就是寵辱不驚，進退順其自然。此後不久的慶曆六年，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之約為嶽陽樓作記，留下了爭光日月的千古名句：&ldo;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rdo;這是對中國士人情懷的完美闡釋，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實寫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內部的積弊開戰，目的是解決內憂的困擾。要最終實現這些願望，或許尚可假以時日，而外部邊患的壓力卻是實實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親政以來，接連出現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蠻儂智高的入侵，嚴重威脅到北宋王朝的統治，此時無良將可用的仁宗急需傑出的軍事將領。這樣，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漸進入了求賢若渴的仁宗的視野。

狄青是仁宗最為欣賞和信任的一員武將。後世小說把他塑造成一個戰神的形象，說他從王禪老祖那裡得到兵法和仙術，是受命於天，專門來解除宋朝邊患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