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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持科學發展觀，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大國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關係人心向背、事業興衰。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緊緊把握住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意願”。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是增強執政合法性的最基本途徑。一個不能發展經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體系，其合法性是極其脆弱的。我們黨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正是抓住了合法性建設的最核心途徑。發展才是硬道理，保持經濟穩步增長是維護政治穩定的重要條件，也是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統治有穩固合法性基礎的關鍵。當然，我們還必須注意，這裡所說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發展，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在這種發展中，經濟增長儘管佔有重要地位，但不是排他的，而應該是與政治和社會發展相協調、基本同步的。可喜的是，科學發展觀已經引起執政黨的高度重視，並已在實踐中努力推行。其最重要表現就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透過的《*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並提出“五統籌”的目標和任務，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十六屆三中全會所倡導的科學發展觀是對中國發展實踐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我們要在現代化建設中努力貫徹。其實，從發展政治學的觀點看，發展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如亨廷頓就曾分析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目標包括增長、公平、*、穩定以及自主五大方面。我們不能把發展簡單地等同於經濟增長，而應該追求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只有在這種全面發展基礎上的有效性或政績，才能為合法性提供穩固的基礎。

第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強化法理型權威，提高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與支援。我們前面已經引述過李普塞特的合法性定義：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這一定義就特別強調了合法性就是人們對政治制度的認同。學術界早已公認，在當代社會，法理型權威是維護社會統治的最可靠權威形式，當代社會統治形式應該是一種法理型統治。按照韋伯的定義，法理型統治是“建立在相信統治者的章程所規定的制度和指令權利的合法性之上，他們是合法受命進行統治的”。也就是說，法理型統治是建立在被統治者對制度、規則的認同之上的。一個政治體系，如果能夠建立起公眾對其制度的認同與支援，那麼，該體系的合法性基礎將是最為穩固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不管該體系下政府能否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公眾都將相信他們的制度。這樣即使經濟停滯或經濟績效不好，人們也只是對特定的政府管理不滿，而不會對這個國家的制度不滿，人們也只是覺得具體掌權人有問題，而不會覺得政治秩序與政治制度有問題。這時如果有危機的話，也只是純粹意義的政府危機，而不會有政治危機，也就是說整個政治體系是穩固的，最多隻是政府領導人會因績效不好而承擔政治責任（這是*政治的正常現象）。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伊斯頓曾指出人們的政治支援物件包括政治共同體、體制、當局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是可以分開的：一個人可能不支援具體的統治者，但可能會擁護這個國家的制度與體制；或者一個人可能會不喜歡這個體制，但他可能會擁護自己的祖國這個政治共同體。比如，對一個美國和平主義者而言，小布什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那麼他會對小布什不滿（從而在下一次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