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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及子孫」，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參加鬥臭我了，我真覺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

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國民黨法院為了開脫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

第一，一四三號解釋例，說先生是發行人，所以無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結果如

何。先生當然知道我絕非笨到妄想在此時此地法律上還我公道之人，先生當然知道我不過在

留下歷史記錄與時代罪證。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網的與我結怨，以為子孫之餘殃？

我真對先生之不智，為之唄息。國民黨的悲劇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總是高估

了自己，錯估了敵人。在大陸錯估了共產黨，所以到了臺灣；在臺灣又把我們看扁，所以好

像總把我們吃定。其實如日中天的漢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馬遷，而被司馬遷遺臭萬年；何況

是日暮途窮的國民黨？當然國民黨不怕歷史、不怕異己，但對為子孫餘殃，總有所怕。陶百

川日日大聲疾呼請種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卻舉家放洋以為趨避，其內心之明智與恐懼，

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遊戲，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徵事大。即我們這些國民黨統

治下的受難者，決心有同第一代鬥爭後又同第二代鬥爭的準備，結怨相報固然令人不快，但

是隻要國民黨執迷不悟、欺人太甚，我們又有什麼選擇？遺憾的是，對我個人說來，我真的

「不願與餘先生結怨，因為餘先生畢竟是國民黨大員中最能欣賞我的人」。但事實演變，先

生人在江湖，竟前後四次，以不公正對我，甚至有甚於《聯合報》，縱有；日交餘情，亦云

寒矣！我遺憾要以先生父女為鬥爭選擇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選擇跟我過不去。我真的感覺

到，在政治壁壘的對峙下，甚至僅存的最後一葉都要飄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裡，為時

代的無情，留下悲愴見證。我本想儘量抑制自己，留下一個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沒有選擇，

我只好備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資。這是我給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後一信，長與先生，生死

辭矣！

這封信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清早寫的。寫好後，我拿給黃怕看。深知餘紀忠的黃怕

說：「要這麼麻煩嗎？以餘先生那麼聰明，我去跟他說就好了。」果然黃怡越過「柯、簡二

位」，開闢第二渠道，見了餘紀忠，餘紀忠照我開的條件，道歉賠款了事。為了給餘紀忠面

子，我請黃恰帶去三幅不錯的畫，半開玩笑請黃怕轉告：「餘先生別以為自己吃了虧，如不

喜歡這三幅畫，可賣給蔡辰男的國泰美術館，包餘先生還可賺一票。」

這就樣的，黃怡捧了書面道歉和四百萬現金過來，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給黃怡，黃怡不

肯收，我說：「算餘老闆請客，你沒有車，你去買輛汽車吧。」她笑起來，勉強收了，真買

了新車，變成汽車階級了。後來胡虛一看了這封信，對我說：「李敖兄啊，這才是好文章

啊，你可以寫不罵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見表達得深為得體，那麼動人，為什麼還要

寫其他那些罵人的、粗野的文章呢？」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

其原始，這筆財路是我好心幫助胡虛一而來，義助朋友於先，才有「財富逼人來」於後，這

也算是好心好報的因果關係。這一事件後，或許有人說，你這樣對餘紀忠，那《聯合報》的

王惕吾還不一樣是報閥，你對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