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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考入臺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啟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

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

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佔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

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啟揚退

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他出國後，為《文星》寫過一篇稿子

——《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並寫信來，提到德國學生為爭言論自由舉行示威，他

「也跑去湊熱鬧」之事，可以看出施啟揚的熱情一面。在他留學期間，發生了彭明敏、謝聰

敏、魏廷朝被捕案，這案當事人是他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聽說他曾寫信回來向臺灣當局抗

議。五年以後他回臺，與我來往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國民黨當局的情況開

始變化，他做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電話告訴我，說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報》，有張其義寫的專欄文

字，標題是《臺灣的「文星集團」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請我注意。這

時他日漸「歸正」，我則性文星已垮，處境日惡。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鍾桂在臺北中

山堂光復廳結婚，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證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學中，只請了我一

人。施啟揚結婚後，夫妻兩人，相激相盪，求仕之心愈濃、物慾也愈強。有一次我賣了一套

《古今圖書整合》給國際關係研究所，他居然從中要了我的紅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紅包是當時價值新臺市兩千八百元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

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cial sciences），虹橋書店翻印的，原版要當時

美金五百四十元。為了使《古今圖書整合》順利賣成，我送他了，但是心裡一直覺得不是味

道。因為書是我直接寫信給吳俊才老師賣成的，施啟揚實在沒有攔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臺時一直表示羨慕我有小汽車的事，我想這位老朋友一定窮瘋了。有一次，有外國友人

向我要臺灣鉗制言論自由的法令，為了使譯名準確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啟揚家，請

他代譯成英文。他猶豫了一陣，慢慢翻譯出來。為了使他安心，我機警的當場照他的譯稿抄

了一份，不帶他的筆跡出門。不料到了門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他說：「李敖兄啊，也

該為政府留點餘地啊！」我聽了，大吃一驚，我所認識的施啟揚怎麼說出這種話！我心裡

想，這位者兄大概跟國民黨搭線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興，義形於色，說：「啟揚啊，這

樣的政府，它給我這種人留了什麼餘地呢？，，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他了。後來在我坐

牢五年八個月期間，施啟揚已全面國民黨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

二次政治犯人獄半年，這案子表面上是蕭孟能告我，骨子裡卻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

我出獄後當天，即揭發獄政黑暗，終於促使了李元簇的下臺，陰錯陽差的，施啟揚反倒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