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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終於氣憤和沮喪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辦公室裡審視形勢，考慮對策。

於是，他們按照俄羅斯人的傳統習慣把重要的決斷推遲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們 夜同的會晤

8月19日晚上，部長會議主席伊萬&iddot;斯捷潘諾維奇&iddot;西拉耶夫走進我在白宮的辦公室說：&ot;鮑里斯&iddot;尼古拉耶維奇，請原諒，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ot;從他的眼神中我彷彿看出：&ot;失敗是註定的，我已經老了，想最後看一眼妻子和孩子。&ot;

我的最初反應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我能預料當所有人悄然離去時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絕大多數白宮衛士們所表現出的戰鬥到底的決心，可現在出現的是第三種現象。

歸根結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們沒有寫血書、對天盟誓。我很理解伊萬&iddot;斯捷潘諾維奇，但這畢竟是一位領袖的臨陣退卻，它對留下來的人是一個沉重的精神打擊。因此，我儘量把這個細節解釋為一種必要的預防措施‐‐必須有一名俄羅斯領導留在白宮大牆之外。此後，斯捷潘諾維奇進進出出，又幾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鮑曼學院的大學生。他們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寧大街上的視窗在黑暗中閃著寧靜的光芒，走廓內的嘈雜聲終於停息下來。我一生中最難熬的一天已經過去，儘管等著我的依然是一個難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後，我特別想見到自己的親人。

我們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隨時都可能打來電話。從這個令我越來越難以忍受的夜晚的某個地方打來電話。

透過窗簾的縫隙(窗戶用金屬百葉窗遮閉著)或以看見一圈激動喧譁的人群，還有成堆的坦克，裝甲運兵車幾乎車輪挨著車輪地圍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幾個師一樣在事先調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隊和圖技師。就在不久前，我曾經到過圖拉師。

大樓頂上放置了防直升機的鐵棍，以防止載有戰鬥小組的軍用直升機在樓頂上降落。

每個人都發了在遭到化學武器進攻時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試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隻能戴一個半小時，然後就會感到悶熱，而且戴著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個用椅子、桌子和保險櫃築成的街壘‐‐在遭到進攻時可以堅持數分鐘。

我的意志不但堅強，而且神經系統也很健康。當時身體有種感覺：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時，明天就會犯錯誤，就會作出不正確的決定。那就是一種殊死的冒險。於是，我強迫自己睡了半小時，然後又一躍而起開始工作。

我是這樣休息的：我的辦公室旁邊站著一位手持衝鋒鎗的哨兵。而我這時實際上是呆在白宮大樓的另一例，一個只有兩三個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間內。

儘管我們制定了各種計劃，做了各種準備以應付可能的進攻，但總的情形仍然是極端危險的，白宮可以輕面易舉地被攻下。兩個響成一片、火焰沖天的火箭簡就可以把一樓炸得乾乾淨淨。然後趁著滾滾的濃煙，專業小分隊不費力便可以爬上我們這個樓層，更何況可以用直升機從上面進行助攻。

類似的作戰行動已經被研究得十分透徹。

甚至還有關於此類作戰的專業教科書。只有唯一的一樣東西是教科書裡沒有寫過隻言片語的‐‐那就是白宮大樓前的人們。從心理上講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因為在作戰時應當把這些人，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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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經說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