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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則為根據的辯護理由也遭到了國際軍事法庭的駁斥。法庭的根據是，禁止實行事先沒有法律規定的刑罰的公正的一般原則，而不是對主權的限制。這就產生了唯一一個要回答的問題：共同設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國家是否因為他們規定了破壞和平罪應受的懲罰和個人應負的刑事責任而就等於不公正地行使了他們的主權了呢？判決書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ldo;有人主張，對於違反條約和保證、沒有發出警告就對鄰國發起進攻的人加以懲處是不合理的，這種論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進攻者本身一定知道他是無理的。因此對他懲處決不是不公正的；反之，如果對他的罪行不作懲處，那才是不公正的。&rdo;l&iddot;n&iddot;斯米爾諾夫更加令人信服地表明瞭這一點，他說：&ldo;我在許多國家都與人們談起過紐倫堡審判，在日本列島，在東方的阿拉伯國家和在我的祖國，不管在哪裡，只要我談到納粹分子僅僅透過警察活動和在滅絕營、毒氣室裡就殺害了一千二百萬人的時候，當我談到，對這些罪行負有責任的那些人遭到了紐倫堡軍事法庭的無情的懲罰，談到他們被絞決，屍體被焚燒，骨灰被撒在紐倫堡大街上的時候，到處總是得到那些純樸而正直的人們的一致擁護。我堅信，如果我告訴他們，對類似的罪行負有責任的那些罪犯仍然逍遙法外，那麼肯定會激起這些純樸而正直的人們極大憤慨。&rdo;正是各國人民群眾的這種法律觀念決定著今天在共同的國際環境中生活的各個國家行使主權的合法性。人民群眾的這種法律觀念是今天國際法的根本，並給予國際法以民主的性質。

至於在納粹分子陰謀策劃和進行侵略戰爭破壞和平的當時，侵略是否已經正式被宣佈為犯罪行為的問題，對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裁決和對所有戰犯的審判均無任何影響。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的量刑標準得以立即付諸使用說明瞭判決具有充分的基礎，就是從法律的觀點看也是如此。這樣就有必要取消法律上承認的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出現的一些理論觀點和解釋，以及在這個時期達成的協定和規定。國際軍事法庭特別認為，在1928 年訂立的《白里安‐凱洛格公約》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實際上，愛好和平的蘇維埃國家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從革命開始的那一天起就站在原則上全新的法律觀點的立場上。蘇聯從它誕生之時起就透過頒布和平法令為這些新的法律觀點獲得承認而鬥爭。為此，帝國主義國家被迫用&ldo;和平主義&rdo;的討論、決議和條約等字眼來轉移人民的視線，並矇蔽他們。儘管帝國主義國家懷有不可告人的動機，蘇聯在相應的保留的條件下批准了《白里安‐凱洛格公約》，並藉此迫使其他條約簽訂國批准這一條約，結果，這一公約獲得了包括當時德國在內的六十三個國家的批准。公約在客觀上‐‐儘管是以歪曲了的形式‐‐反映出各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即戰爭不再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合法手段，並禁止侵略成性的國家以戰爭作為所謂行使國家主權的結果。波拉克認為，蘇聯政府自1917 年11 月8 日起就提出的關於全面禁止侵略的要求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在反希特勒聯盟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基礎上才獲得承認的，他還認為，以為在國際聯盟期間的法律標準與我們時代的法律標準之間存在某種連續性的任何想法都是錯誤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符合客觀實際的論斷。他說：&ldo;由於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開始發展成為世界體系，由於人民群眾正在覺醒，他們甚至迫使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放棄侵略，普遍承認民族自決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