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頁(第1/3 頁)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隸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例如將&ldo;契約勞工&rdo;從印度出口到生產甘蔗的印度洋島嶼和西印度群島。

農奴制度或者農民的法律束縛，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已廢除，儘管這對像西西里或安達魯西亞這樣的傳統大莊園的農村窮苦人民來說，並無多大差別。然而，在其主要的歐洲據點裡，農奴制度仍頑固地存在下來，儘管在最初的大量擴增之後，自1811年起，俄國的男性農奴數量已穩定保持在1000萬到1100萬之間，也就是說，相對衰落了。（在凱塞琳二世和保羅[paul，1762－1801]統治時期，農奴制度的擴充套件使男性農奴人數從約380萬增加到1811年的1400萬。）不過，農奴制度的農業（不同於奴隸農業）明顯在走下坡，其經濟弊端日益顯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紀40年代起，農民的反抗也日漸增強。最大規模的農奴起義可能要算1846年奧地利的加利西亞農奴起義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農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國，1826－1834年間便曾爆發了148次農民騷動，1835－1844年間216次，1844－1854年間348次，而在1861年農奴解放之前的最後幾年則達到最高潮，共計474次。

在社會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國這種發生了直接農民革命的國家外，土地貴族的地位也比想像中的可能變化要小一些。無疑，當時已出現像法國和美國之類的國家，該國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購買土地以作為他們進入最高階層的標誌，比如羅思柴爾德家族就是這樣。這種情況當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最大量的財富集中當然仍是出現在貴族階層；而美國南部，在司各特、&ldo;騎士精神&rdo;、&ldo;浪漫&rdo;以及其他概念（這些概念對於他們所剝削的黑人奴隸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農夫們毫無意義）的鼓舞下，棉花種植者甚至為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貴族社會的拙劣仿冒品。當然，在貴族制度的穩固之中，隱藏著一種變化：貴族的收入越來越依賴於他們所藐視的資產階級，依賴他們的工業、股票證券和房地產的發展。

當然，中產階級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數量並未達到壓倒性的多數。1801年，英國年收入150鎊以上的納稅人口約10萬人；在本書所論時期結束之際，則可能增加到約34萬人，也就是說，包括其龐大的家族成員在內，在2100萬總人口中佔了150萬人（1851年）。（這類估計是主觀的，不過，假定每一個可劃歸中產階級的家庭至少有一名僕人，那麼1851年的67．4萬名女性&ldo;一般家僕&rdo;，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出中產階級最大戶數的數字。大約5萬名廚師，&ldo;女管家和女僕的數量約與此相同&rdo;，則提供了最小的數目。）自然，那些正在追趕中產階級生活標準和方式的人，其數量更是大得多了。但這些人並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較有把握的推測是，年收人5000英鎊以上的人數約為4000人，包括貴族，這個數字與僱用7579名私人馬車夫來裝點英國街道的僱主人數相去不遠。我們可以假定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比例顯然不比英國高，事實上普遍還要低一些。

工人階級（包括新的工廠、礦山、鐵路等等方面的無產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率在增長。不過，除了英國，這種增長至多也只能以數十萬計，而不能以數百萬計。與世界總人口相比，工人階級在數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並且再一次除了英國和其他的一些核心地區外，無論怎麼說他們都是無組織的。然而，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的政治重要性已經相當大了，與其人數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紀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