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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歐洲統治階級的其他政治危機一樣,1848年革命與一項社會災難同時發生,即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橫掃歐洲大陸的大蕭條。歉收,尤其是馬鈴薯歉收引人注目。愛爾蘭和程度上較輕的威斯特利西亞和佛蘭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餓(在佛蘭德斯的亞麻種植地區,1846-1848年之間,人口下降了5%。),食品價格飛漲。工業蕭條使失業加劇,大批城市勞動貧民恰好在其生活費用飛漲之時,被奪去了他們微薄的收入。不同國家與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形勢都有所不同,但是,對於當時政權有幸的是,諸如愛爾蘭人和佛蘭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廠工人這樣最悲慘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國北部地區的棉紡工人將他們的絕望發洩在湧入法國北部同樣絕望的比利時移民身上,而不是發洩在政府甚至老闆身上。而在最工業化的國家當中,不滿情緒的鋒芒早已被19世紀40年代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繁榮所磨滅。1846-1848年是個壞年頭,但還沒壞到1841-1842年那種程度,而且,它們只是在現已清晰可見的經濟繁榮曲線上的暫時下滑而已。不過,如果把中歐和西歐當做一個整體,1846-1848年的大災難則是普遍性的,而總是處在生存邊緣的群眾,他們的情緒則是緊張而激動的。
一場歐洲的經濟災難就這樣與舊政權的顯然瓦解同時發生。1846年加利西亞的一場農民起義;同年一位&ldo;自由主義&rdo;教皇的當選;1847年末,一場由瑞士激進派打敗天主教徒的內戰;1848年初在巴勒摩發生的西西里自治起義,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風中飄動的草,而是狂風的最初怒吼。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很少有革命像這場革命那樣被普遍預見到,儘管並不一定正確預見到在哪些國家或哪些日期發生。整個歐洲大陸都在等待著,他們已準備就緒,可立即將革命的訊息藉由電報從城市傳向城市。1831年,雨果寫道,他早已聽到了&ldo;革命沉悶的轟響,仍然在地層深處,正在歐洲的每一個王國底下,沿著其地下坑道,從礦場的中心豎井‐‐巴黎‐‐向外湧出&rdo;。1847年,革命之聲高亢而逼近。1848年,正式引爆。
正文 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
更新時間:2011-9-15 9:01:49 本章字數:8327
作者:崔之元
作者簡介:
崔之元,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高階訪問研究員。1963年生於北京,1985年,畢業於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與應用數學系。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中文著作有《看不見的手正規化悖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等,英文著作有&ldo;substanbledeocracy&rdo;(與adaprzeworski等合著,1995)等。
1960年3月22日,二十八畫生在鞍山鋼鐵公司《關於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ldo;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rdo;。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ldo;鞍鋼憲法&rdo;的內容是&ldo;兩參一改三結合&rdo;: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三十六年過去了。與這期間的許多事物一樣,&ldo;鞍鋼憲法&rdo;也經歷了&ldo;牆裡開花牆外香&rdo;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後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認識到,&ldo;鞍鋼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