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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今天又寫成五千字，那一篇《遲桂花》怕要二萬多字，才寫得完，大約後日可以寄出。只能給《現代》。……我的成績很好。這一篇《遲桂花》，也是傑作，你看了便曉得。」

「這一忽《遲桂花》正寫好，共五十三張，有兩萬一千字，《現代》當去信通知，大約三日後會來拿。該稿今晚從頭修改一次，明晨郵寄出。……《遲桂花》我自以為做得很好，不知世評如何耳。但一百元稿費拿得到的話，則此來的房錢飯錢可以付出矣。」

「我現在在做一篇短篇，心血廢了不少，而參考書也買了十餘萬元之多，但筆卻總是遲遲不進，無可奈何。等這一篇寫好，譯文二萬字譯好之後，大約要月底月初了。」

談起自己的寫作，鬱達夫滔滔不絕，尤其是談到正在寫作的得意之作，他更是容光煥發，彷彿重新獲得了青春。他在信中提到的《遲桂花》，既像散文，又像短篇小說，是其精品中的精品。可惜，後人對這篇文字注意不夠。我卻認為，這篇文字，堪稱鬱達夫的壓卷之作。

然而，王映霞對於鬱達夫寫作的快樂和艱辛，理解卻十分有限，她更喜歡熱鬧的交際圈子。她願意分享鬱達夫的名聲，卻不願意接受創作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這自然為他們的愛情埋下了悲劇的影子。

廷生，我卻能夠深深地理解你。你在信中談到的寫作的計劃和現狀，我全都感同身受。雖然我沒有在你的身邊，但是讀你的信的時候，我覺得我就在你的書桌旁邊注視著你。

鬱達夫的情書特點之二，他在許多信中都談到稿費的多少，談到與報刊的「討價還價」，談到要存錢來買房子、資助家鄉的親人。

鬱達夫很看重金錢，這恰恰是他率真的一面，也體現出他身上與傳統知識分子不一樣的現代意識。金錢是一種中性的東西，金錢本身並沒有罪惡。文化人的知識生產和文學創作，同樣需要獲得相應的報酬。「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不相信某些文人「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高調，我認為知識分子不應當「恥於談錢」。在這一點上，鬱達夫是「健康」的，而非「扭曲」的。他不掩飾自己的本性，這也正顯露出他的可愛來。

廷生，你跟鬱達夫也很相似，在對待金錢和生活的基本態度上，你們都戰勝了虛偽。

戰勝自己內在的虛偽，比戰勝外在的敵人還要艱難。

鬱達夫沒有能夠回到他深愛的故鄉。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在遙遠的南洋，被殘暴的日本軍人殺害了。那裡，海風的腥氣和彈片的鐵鏽包裹著他的身體。

鬱達夫是被一個身強體壯的日本鬼子活活扼死的。那個日本鬼子是柔道高手，戰後逃過了懲罰，至今還活著，毫無懺悔之心。那是一個多麼邪惡的民族啊——儘管也有好的日本人，但是在所有的種族當中，他們那裡惡人的比例卻是最高的。

鬱達夫死的時候，一身洗得發白的長衫，口帶裡還裝著抽了一半的香菸。他的身體隱沒在草叢之中。

有空的時候，給鬱達夫寫一篇紀念文章吧。

愛你的萱

兩千年三月十四日

八、廷生的信

親愛的萱：

我會寫一篇獻給鬱達夫的文章，他是一個罕見的&ot;名士兼烈士&ot;。我會在這篇用&ot;心&ot;寫的文章中，表達對他的由衷的敬意。

在苦難的面前，我們都是遲到者，遲到的行為本身就是有罪的。

你在信中寫到鬱達夫被殺害時的場景，我深受震動。鬱達夫悲慘而光榮的死亡，讓我想起了我的外曾祖父。我的外曾祖父與鬱達夫一樣，也慘死於日本鬼子手中。他僅僅比鬱達夫幸運一點--他的屍體被部下們拼死搶了回來，胸口彈孔累累。

我給你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