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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開放通商，推行的&ldo;行商制度&rdo;則是特許制在外貿領域的延伸。當外商被嚴格管制並&ldo;圈養&rdo;起來之後，政府便以發放牌照的方式，允許獲得資質的中國商人與之進行交易，史稱&ldo;十三行商人&rdo;。根據當時的保商制度，外船入境後必須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擔保，凡入口稅均須經行商之手，行商承擔的責任還包括：商品價格的制定、為外商代繳關稅、負責管束外商行為等。如果外商在華期間有任何違法行為，海關將對行商實施追究。這種獨特的保商制度讓十三行商人成為政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一個媒介，其職責加大，與政府和外商的關係進一步緊密，而權力和獲利能力也隨之迅速膨脹。

晉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許授權而獲得壟斷性利潤。明人認為徽商最富，晉商和陝商次之‐‐&ldo;以新安最，關西、山右次之&rdo;。清人章嗣衡、徐珂曾統計，晉商的資產總數約在5000萬～6000萬兩白銀之間，接近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之和。136當代山西籍學者梁小民則認為，晉商的資產總量應在1億兩白銀左右。137清末，十三行商人獨享外貿之利，財富暴漲號稱&ldo;天子南庫&rdo;，大有超越晉商、徽商之勢。道光年間的伍秉鑒擁有資產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華爾街日報》曾評選出100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是6個入選的中國人裡唯一的商人。

三大商幫儘管都富可敵國，可都是被豢養大的寄生蟲，他們的財富增加與市場的充分競爭無關，與產業開拓無關，與技術革新無關，因而與進步無關。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充滿困惑地寫道：&ldo;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rdo;他得出的研究結論是：&ldo;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rdo;138明清商人便生動地詮釋了這一論斷。一個國家的資產階層是否獨立且重要，並不取決於其財富的多少，而取決於其獲得財富的方式。

明清商人的錢賺得越來越多，可是他們的安全感卻越來越少，他們始終沒有培育出一種&ldo;商人精神&rdo;，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從知識精英到他們自己，都不認同商人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沒有形成自己的階層意識，這是最具悲劇性的一點，如費正清所言，&ldo;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rdo;。商人發達之後，便將主要精力傾注於幾件大事：一是構築錯綜複雜的官商網路，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舉，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謂&ldo;以商致富，以宦貴之&rdo;。明代學者王士性總結道：&ldo;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rdo;也就是說，當一個商人完成財富的原始積累之後，或投靠結交權貴，或投資於本族子弟，促使他們透過科舉考試，成為體制內的權勢者，唯有如此才能&ldo;保衛&rdo;既得的榮華富貴。

被槍炮打破的&ldo;超穩定結構&rdo;

自明入清，治國者由滿替漢，老百姓留起了辮子，可是治理邏輯則一以貫之，政治上愈來愈趨專制保守，經濟上愈來愈趨官商專營，對外&ldo;鐵桶陣&rdo;，對內散沙化，社會進步全然喪失動力。金觀濤和劉青峰發明瞭兩個詞彙形容這一時期的中國‐‐&ldo;超穩定結構&rdo;與&ldo;高水平停滯&rdo;，他們分別繪製了中國與西方的&ldo;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