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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很是不小。讀他此時寫的日記，可見出魯迅在情趣上對他的薰染之力。辛亥革命後的幾年裡，周氏兄弟主要把精力放在寂寞的抄寫古籍與整理故鄉的文化沿革之中。此間魯迅完成了《嶺表錄異》、《古小說鉤沉》等，周作人則把精力用在了兒童文學研究、譯書、抄古文等方面。從當時的治學狀態上看，周作人涉及的範圍很廣，除了醉心於古文物的收集外，對古代民謠、兒歌、日本民間文化、希臘文化、西歐神話等，都有研究，並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紹興教育雜誌》上，發表了大量兒童文學研究文章，用力殊多，他的高雅的品位已在那時露頭。不過，周作人寫的許多文章，大多讓魯迅看過，經過哥哥的潤色，才拿出來發表。魯迅是看重弟弟的學問的，在廣度上，顯然不及弟弟，但文字功夫，魯迅卻好於作人。從現在儲存的一些兄弟的同篇文章手跡中，可見出周作人對哥哥的信任態度，魯迅的認真勁也一清二楚。但無論是整理古籍，還是從事兒童文學和民間文學研究，他們精神深處，似乎仍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即透過對舊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反省，來思考改造中國人精神的原動力。在周作人看來，是一種美育的問題;而在魯迅那裡，大概是在尋找民智與民魂。請看周作人在《蒐集紹興兒歌童話啟》中寫的文字，便可見他們在文化學上的一種熱情：

作人今欲採集兒歌童話，錄為一編，以存越國土風之特色，為民俗研究兒童教育之資材。即大人讀之，如聞天籟，起懷舊之思，兒時釣遊故地，風雨異時，朋儕之嬉戲，母姊之話言，猶景象宛在，顏色可親，亦一樂也。第茲事體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當世方聞之士，舉其所知，曲賜教益，得以有成，實為大幸。[5]

周作人的實地調研勁頭，比魯迅的抄古碑是不相上下的。看看他寫下的諸篇學術小品，便可領略那時的狀態。現在想來，他們回國後，從職業來看，在知識分子那兒，還算不錯的。魯迅曾任師範學堂監督等職，周作人則被推舉為教育會長，可他們的興趣並不在仕途上，業餘時間，差不多都陶醉於書趣之中。這是留學歸國後兩人的默默思索的時期，也是重新設計自我、探求人生之路的苦悶期。試想一下，當他們從熱烈的、充滿詩情的留學生活，忽地返回到停滯的故國，心境是怎樣的複雜。摩羅詩人式的激情與尼采式的聲音，在枯寂的抄古書的勞作中，漸漸地弱小了，絕望與希望，於此中同時並存著。歷史在悄然地變革著，青春也慢慢地從體內流過，他們似乎聽到了歷史與人的殘酷的進化之聲。然而傳統的黑暗使他們一時無法調動自己的全部熱情，而是一任長夜在無聲地流動。讀那時魯迅寫下的文字，大概可以感受到這一點。我想，他們的心境，大致有相似的部分，彼此的世界，也多是如此。有什麼比無奈更讓人痛苦麼?周氏兄弟在故鄉工作的幾年裡，是深味寂寞之味的。

魯迅不久便對教育工作失望了。他有個時期，想到上海的報館和編譯館工作，但由於對方不瞭解他而未能如願。離開教書工作，另謀職業，原因有多種。一是對紹興政局的不滿。辛亥革命後，紹興一如既往，惡勢力照樣橫行於城內外。一些人貌似紹興革命黨人，實則對百姓亦有兇殘狀，魯迅與這些人的對立越來越明顯。二是興趣轉移，他似乎對潛心治學和獨立的社會活動產生興趣。所以當1912年2月，許壽裳寫信催他去南京任臨時政府教育部部員時，他爽快地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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