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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寫作之勤，不是全部投入精力的人，大約不會有如此赫赫的成果。他的成就，固然離不開魯迅的幫助，但個人的修養、素質，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實，周作人的存在，也促成了魯迅的許多事情。例如那本《中國小說史略》，倘不是周作人，大概也不會問世。周作人後來說：&ldo;北大國文系想添一樣小說史，系主任馬幼漁便和我商量，我一時也麻胡的答應下來了，心想雖然沒有專弄這個問題，因為家裡有那一部魯迅所輯的《古小說鉤沉》，可以做參考;那麼上半最麻煩的問題可以解決了，下半再敷衍著看吧。及至回來以後，再一考慮覺得不很妥當，便同魯迅說，不如由他擔任了更是適宜。他雖然躊躇，可是終於答應了，我便將此意轉告系主任，幼漁也很贊成。&rdo;[9]這件事，直接促成了魯迅小說史研究的赫赫成果，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很值得書寫的一頁。周作人對魯迅的學識是佩服的，談小說，他深知不及其兄，而論小說寫作，更是退避三舍。從他後來對魯迅小說的推崇與解讀看，是敬重有加的。

與魯迅同住的歲月裡，周作人最忘不了的，大概是其兄的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他不及魯迅那樣事務繁多，腦子裡除了學問，沒有其他太勞神的雜務。魯迅一方面要去教育部當差，還得寫作、譯書，生活中很少悠閒自得的日子。周作人寫《魯迅的故家》，最後的部分，介紹魯迅辦公事，很是細緻：

魯迅在會館裡的工作時間大抵在夜間，晚飯後如沒有來客，也是閒談，到九十點鐘回到自己的房裡，動手工作，大概總到一兩點鐘才睡覺。第二天早上在十時前起來，照例什麼點心都不吃，洗過臉喝過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裡辦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見到中華書局送到部裡來請登記還是審定的《歐美小說叢刊》，大為高興。這是周瘦鵑君所譯，共有三冊，裡邊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時的確是不易得的，雖然這與《域外小說集》並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覺得到一位同調，很是欣慰，特地擬了一個很好的評語，用部的名義發了出去。這樣同類的事情，據我所知道，似乎此外還沒有第二件。他曾參與整理那內閣大庫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廢紙的事，卻不記得他講過其中的什麼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寫本運京的時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爺在這劫餘的經卷中，又竊取了不少，帳上數目不符，便將較長的卷子一撕作兩，補足缺數。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聽他說話的人與他們都不相識，姓名生疏，大都也記不得了。他又講到部中常收到鄉間呈文，請求旌表具呈人的母親的節孝，有的文字還寫不清楚，有將旌表寫作旅表的，想見是窮鄉僻壤的愚人，卻是那麼的迷信封建禮教，想起來實在可嘆。也有呈文寫得很促狹下流的，顯得是訟師玩笑之筆，是《新青年》裡&ldo;什麼話&rdo;一欄的材料，這裡只好從略了。

當然，兄弟間那時也有共同出遊的樂趣，兄弟倆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廠。周作人是常伴隨哥哥出入於古董商店的。《魯迅的故家》介紹道：

在星期日，魯迅大概一個月裡有兩次，到琉璃廠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時候起床，吃過茶坐一會兒之後，便出門前去，走進幾家熟識的碑帖店裡，讓進裡邊的一間屋內，和老闆談天。琉璃廠西門有店號&ldo;敦古誼&rdo;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衚衕裡有什麼齋，地名店名都不記得了，那裡老闆樣子很是質樸，他最為賞識，談的時間最久。他們時常到外省外縣去拓碑，到過許多地方，見聞很廣，所以比書店夥計能談。店裡拿出一堆拓本來，沒有怎麼整理過的，什麼都有，魯迅便耐心的一張張開啟來看，有要的擱在一旁，反正不是貴重的，&ldo;算作幾吊錢吧&rdo;就解決了，有的魯迅留下叫用東昌紙裱背，有的就帶走了。他也看舊書，大抵到直隸書局去，可是買的很少，富晉書莊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