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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次談話我還瞭解到，克魯姆諾夫由於做了這些事已經受到法蘭克福檢察署委託的柏林警察局的訊問。顯而易見，我是在同政府競爭了，但是，只有克服司法部門對記者的傳統的不信任態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在《明星》雜誌的同事庫爾特&iddot;沃爾特和我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十週年的時候發表了一組關於納粹政權的《最後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供的關於鮑曼之死的材料。接著不久一位名叫赫爾貝特&iddot;賽德爾的柏林讀者給我寄來一封信，信中說，1945 年5 月初他（當時十五歲）在勒爾特車站的貨車上翻箱倒櫃地找吃的東西的時候，曾經從殘廢人大街天橋上躺著的兩具死屍旁邊走過。他也像克魯姆諾夫一樣沒有發現死者身上有任何傷痕。

我心想，要是還能找到那些當時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證件的人，那麼也許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圖姆普費格爾之外，鮑曼也死在這個地方。然而沒有有關當局的協助，我再也無法前進了。

法蘭克福州高階法院首席檢察官約阿希姆&iddot;裡希特曾經調查過鮑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個沒有偏見的、樂於同人合作的律師，如果他認為這樣做有助於查清案情的話。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後來當我由於工作而受人攻擊、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時，他成了我的患難之交。但遺憾的是，他已看不到這篇報導了，因為他已於1977 年退休後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時地找到了他；檢察官裡希特決定在幾天之內在克魯姆諾夫指出的地方進行挖掘，尋找死者的遺體。這件事應悄悄進行，不讓報界知道任何訊息。裡希特只希望我在場，因為我的調查己深入到這一步了。但是當挖掘工作進行到第二天的時候，在場的記者至少有四十人，他們都是這次挖掘的見證人；我們什麼也沒有發現，因為新的建築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貌，使郵局職員克魯姆諾夫在尋找埋葬地點時搞錯了位置。七年後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鮑曼和施圖姆普費格爾的遺體。

裡希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發現的線索是對的。我們現在通力合作，我們決不放棄努力。他衝破檢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個製造工具的工人威利&iddot;施特爾澤的證詞告訴了我。這個工人曾在勒爾特車站附近的一家工廠裡工作，他也看到過那兩具死屍。施特爾澤在他的證詞中說，當時在這家工廠裡工作的還有一個外籍工人‐‐法國人，他穿著一件皮大衣，是件戰利品。有一位同事證明說，這個法國人從大衣兜裡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曆本，根據日曆本上的親筆記載來看，它的主人是全國領袖鮑曼。

檢察官裡希特尋找這位同事‐‐施特爾澤模糊地記得他的史字叫布魯諾&iddot;弗希納‐‐的努力迄今毫無結果。當我下一次去柏林採訪時，我首先查閱了柏林的電話簿。然而電話簿上登記的名字叫費希納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物件。於是我把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終於發現一個名叫布魯諾&iddot;弗希特邁耶爾的人，他就住在離發現屍體不遠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廠附近，他證實說，他看見過鮑曼的日曆本。他報告說，那家工廠的一名叫恩斯特&iddot;奧託的車間主任當時把那個小本裝進口袋儲存起來了。

現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個法國人‐‐他的名字據說叫莫里斯或是與這大致差不多的別的什麼名字‐‐和向車間主任奧託打聽日曆本的下落。檢察官裡希特請求法國警方予以協助，但法國警方的尋找也毫無結果。《明星》雜誌記者在北萊茵‐威斯伐倫找到了車間主任恩斯特&iddot;奧託的行蹤；他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