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頁(第1/2 頁)

勞特帕赫特指出了佔領國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困難，但是他正確指出：&ldo;這些困難不能透過採取某種殘酷的政策來解決。殘酷的做法最終必然導致戰爭罪行，對佔領者來說是這樣，對抵抗力量來說也是這樣特別是此類人員有權利要求按照正規的法律程式得到必要的法律保證，必須把這種保證看作是最起碼的義務佔領者所採取的肆無忌憚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政策，例如說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羅薩管轄權》中和在德軍最高司令部於1941年12 月發布的所謂《夜霧命令》中都表現了這種恐怖政策，就其計劃與貫徹而言都是一種犯罪行為，並且在這種意義上受到了各個審訊戰犯的法庭的公開譴責。&rdo;美國軍事法庭在審理最高統帥部案件時也曾明確地指出：&ldo;沒有證據，僅僅憑嫌疑就發出槍斃這類人員的帶有明顯的犯罪性質，根據這些命令而執行的槍決就是犯罪行為。&rdo;

以報復為藉口，為對戰俘所犯下的罪行進行辯解，在法律上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因為1929 年簽訂的日內瓦公約第二條規定：&ldo;禁止對戰俘採取報復措施。&rdo;克尼裡姆居然能夠顛倒這一明確的規定，作出了相反的解釋。他考慮：&ldo;在極個別的情況下&rdo;是否有這種可能，由於敵方相應地違犯了戰俘法，那麼對於交戰國來說，&ldo;國際法的規定就完全失效了。&rdo;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克尼裡姆這種解釋的用意，觀察一下他為解決報復權利而提出的並不牢靠的原則，那麼就不難看到德國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對法律思想的破壞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ldo;恣意破壞城鎮鄉村，或任何非屬軍事必要而進行破壞&rdo;，這是在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中作為某種應受懲罰的犯罪行為而例舉的案情。如果在這一點上也使用報復的辯護理由，那麼在一定的情況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普遍否定海牙陸戰法規第五十條的明確規定。這一條款規定：&ldo;不得由於個別人的行為而對全體居民採取罰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懲罰，不得認為居民對上述行為負有責任。&rdo;海牙陸戰法規第二十三條第七款也作了相應的規定。該條規定：&ldo;除非由於戰爭的緊急需要而必需破壞或佔用敵方的財產之外，禁止任何人破壞或佔用之。&rdo;在這方面，德軍的所作所為決不是因為從某一房屋發生向士兵非法射擊的事件，而是在沒有抓住射擊者的情況下燒毀或炸毀房屋的問題。在這方面所涉及的主要問題也不是在有充分理由使用報復權利的情況下由於超過了所允許的程度和規模而濫用了這項權利的問題。他們的罪行在於他們濫用了報復權利，他們以所謂的軍事上的必要性為藉口，透過破壞整個地區以作為鎮壓合法抵抗運動的一種野蠻的手段。他們的罪行在於他們在遭到沉重的打擊而開始大規模撤退的時候在歐洲北部、東部和南部所實行的有組織、有預謀、旨在毀滅整個地區、地帶和國家的&ldo;焦土政策&rdo;。在這個問題上為法西斯分子說話的不僅有克尼裡姆，某些美國軍事法庭也曾為法西斯分子進行戰爭的野蠻方式說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報復通常只是作為針對的敵方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而允許採取的一種具體規定的特殊手段。只有在一定的、具體的、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允許以軍事必要性為理由採取緊急措施，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除去這一違反國際法行為的法律上的汙點。但是，如果一般性地來看待這具體問題，並把它提到慣例的高度，使之成為對合法的抵抗運動進行鬥爭和從敵方領土上撤退而採用的一種戰爭方法，那麼結果只能是預謀地取消和破壞戰爭的法規和習慣。國際軍事法庭在與此有關的強迫居民遷移製造真空地帶的問題上也持有這種觀點。克尼裡姆無視海牙陸戰法規中明文規定的和在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中再次強調的戰爭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