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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29日晚上十一點，我回到我在紐約長島的住處，發現我的妻子並沒有在地下室等我。」他眼中映出她的側影，每個字音中都帶著濃厚的鼻音，「我檢查一遍屋子，發現了sanchez harris留下的信。鑑於他父親生前的富有程度和影響力，我不得不相信一旦我向警方尋求幫助，sanchez harris就會像信中所說一樣，立刻殺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從那天開始，我獨自調查，一直在試圖找到他們。」頓了頓，他捏緊麥克風，目光仍未從她那裡挪開，「sanchez harris每個月都會寄給我錄影帶——透過無法追查的渠道。錄影帶的內容是他折磨我妻子的過程。我想沒有一個心理健康的人會願意看那些錄影帶，更何況我是魏琳的丈夫。」

側過臉環顧一眼旁聽席，秦森記起那段他把自己關在租房裡反覆檢視錄影帶的日子。他記得他拼盡全力集中精神，想要剔除他的個人情感。他記得他瘋狂地摔砸傢俱，渾渾噩噩中絕望焦慮得不能自已。

「但是那些錄影帶是我唯一能掌握到的線索。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想從錄影帶裡找到重要的破綻。我知道時間拖得越長，我的妻子和孩子就越危險。」他說，「後來根據錄影帶裡的地下室格局、傢俱和各類工具的用材，我找到了x市。七千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七百萬人口。我告訴自己這對於全球來說已經是個很小的範圍，只要再加把勁我就能找到他們。可是在那以後，我找不到任何能幫助我進一步縮小範圍的線索。那段時間我每天反覆看那些錄影帶，已經開始精神失常。

「直到1999年1月31日早上六點，我看到馬路對面站著一個頭髮灰白的老人。她穿著單薄，蓬頭垢面，看起來就像個乞丐。」

他的腦海中浮現出她那天的模樣。他也記得他那時絕望而欣喜若狂的感覺。

「那個瞬間我感覺自己好像觸了電，一下子就清醒了。我衝過馬路抱住她。因為我認得出來，她就是魏琳。」他聽到了自己粗啞的嗓音，「當時她已經失去了孩子，全身都是傷，精神恍惚，對外界的刺激沒有任何反應。安全起見，我把她送到我的朋友簡從卿的醫院，拜託他幫忙。簡從卿在給魏琳做檢查的過程中，發現她的頭部有一個術後傷口。腦部ct顯示，她的眶額皮層遭到了創傷，可能會影響部分情感功能。而人格測試的結果表明，魏琳已經有了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重新看向魏琳，秦森注視著她一動不動微垂的側臉，還能記起她評價他不擅長講故事時的笑容。他希望這不是他講得最糟糕的一次。

「變態人格的腦起源——也就是眶額皮層功能障礙對變態人格的引發，是我這些年來投注最多精力研究的專案。只要證明瞭這個假設，就可以進一步研究眶額皮層功能的恢復對後天型反社會人格的糾正作用。雖然不排除極端分子利用研究成果製造『反社會者』的可能性，但我們應該著眼在研究成果對犯罪分子的改造作用——一開始我一直抱著這種態度進行研究。但是在知道sanchez harris利用我提出的這個假設把我的妻子變成了一個反社會者的時候，我知道他在摧毀我妻子的同時，也摧毀了我的一切。我的事業，我的孩子，我的妻子。還有我自己。什麼都毀了。」

最後一次將目光投向旁聽席。他的視線掃過每一個人的臉，最終落回那個女人身上。

他知道那是他的妻子。哪怕她已面目全非，他也從來不會認錯。

緩緩張合嘴唇，秦森從嗓子眼裡推出了自己的聲音：

「我死有餘辜。可這一切都不該由我的妻子來承擔。」

他看到魏琳身形微動。而審判長已經兀自推進了流程：「上述意見均已記錄在案。法庭辯論結束，現在由被告人作最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