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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並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按語分別由彭真和周恩來定稿，從中不難看出，他們為保護吳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的限制。提綱強調了學術問題應透過“百家爭鳴”，辨明是非。對當時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明確認為是學術討論的性質。並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但林彪、江青卻置之不理。從3月份起，便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包括吳晗在內的“三家村”，批判物件的範圍擴大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統戰部長廖沫沙，並用工農兵的名義，要揪“三家村”的後臺。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書記萬里出面，讓吳晗下鄉去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顯然，市委領導是想保護吳晗，讓他換一個環境。當吳晗來到北京郊區昌平縣大東流村時，對“三家村”的聲討已經遍及全國。吳晗下鄉時化名李明光，群眾並不知道他就是要批鬥的吳晗。村裡開會批判吳晗、“三家村”時都請他去參加，整天廣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吳晗”。有一天公社批鬥一個流氓小偷，揭發批判時，有人居然說這個流氓小偷是受吳晗的影響和腐蝕的。此時的吳晗心如刀絞，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會成為令人痛心的眾矢之的。

自5月8日開始，京滬兩地各大報刊紛紛發表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後的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鬥爭目標從吳晗擴充套件到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教育、新聞、出版等各界的知識分子。此時，吳晗已被稱作“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處批鬥，經受更加嚴峻殘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終點

1966年5月，吳晗被正式揪出來為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刀祭旗了。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受揪鬥，飽嘗難以忍受的痛苦與屈辱。當時八歲的兒子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髮，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遊鬥，學校要鬥，區裡要鬥，縣裡要鬥，這裡要鬥，那裡也要鬥。”

在批鬥之初，吳晗全家住在北長街原來的住處，但後來被掃地出門。紅衛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長街掃街道，並且隨時把他們夫婦揪出來侮辱。酷暑烈日下，吳晗被拖到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礫上，遭受殘酷的毒打。每次爬起來之後，都是膝蓋面板劃破，鮮血染紅雙腿和土地。而這時的吳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便拿起毛澤東主席簽名送他的著作來看。但他越看越覺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誠之心，為什麼會遭到如此的報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當人民解放軍舉行浩大的入城儀式時，吳晗隨同一些黨、政、軍負責人一起參加了這一隆重儀式。幾天之後，他和錢俊瑞等人受黨中央之託，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同時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由於地下黨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華大學的絕大部分師生都留在了學校。新中國成立後，吳晗曾經對一起搞民主運動的地下黨人說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