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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衙門便瞞著皇帝和內閣自做主張、擅自辦理，即使內閣有所察覺提出意見，甚至勸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內閣不能給部府作主，已經失去威信，只好任其肆意行動。這樣一來，萬曆皇帝雖然表面至高無上統攬帝國，但對於部府有利的實際大權，反被各取所需下移濫用。更不可思議的是，皇位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問題又沸騰起來，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許多臣僚都被捲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之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又產生了很多派別，各派之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始於微不足道的釁■，致使舉朝上下人人自危，人人出擊，“聞言而杜門，言已而視事。遞出遞入如登場之傀儡，憑人提算。”

而事實上，這種形同虛設的內閣，皇帝不盡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每到牛、龍、狗、羊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常進行，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只是由原來的以德才為標準改用抽籤的方法選用和決定，決定的因素不是德才，而是一根竹籤，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而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硃批，這時的帝國的航船已經全憑自身的慣性向前飄搖行進，它的沉沒已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走向沉淪

萬曆皇帝百年之後，人們用八個字為之蓋棺論定：“酒色財氣，四病俱全。”

萬曆的貪酒，大約起於15歲時。為此，首輔張居正曾專門為他講過《酒誥篇》，誠懇地告誡他宴飲過多，會荒廢政務、損害身體，身為一國之君，應以宗禮為重，盡力戒酒。處於無聊苦悶之中的萬曆雖然當面稱是，但背後卻依然放縱不休。雖然後來發生了酗酒殺人的事件，受到李太后的嚴厲斥責並令其寫出“罪己詔”向天下謝罪，但從後來的情況看，這惡習不僅沒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這一點，從御史馮從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證：“陛下每餐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後來內閣大學士趙志皋，也就此事多次諫止，但萬曆卻以太監、宮女對上不敬，違犯宮規為自己開脫。

萬曆廣選上千淑女，且整日周旋其間。鄭貴妃與他的恩愛如漆似膠，卻並未獨佔他的枕蓆，萬曆的八子十女為八個不同的女人所生便足以說明。在輔臣屢屢催請，他無計可施時，便發出這樣的諭旨：“朕自夏感受溼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到春冬季節再傳諭旨：“聯昨感風寒不時動火，頭目眩暈，腿足疲軟。”如果說他的“足心疼痛”確因“感受溼毒”而致，那麼“頭目眩暈”則正是酒色過度、精氣虧損的症狀。

萬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範儁上疏條陳時政十事。其中談到“人慾宜防”，以禹不喜酒、湯不近色為例，懇請明神宗力以美女、酗酒為戒。萬曆覽後大怒，諭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陽門外水深三尺，他心裡驚懼，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將範儁革職為民永遠不入場起用。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月，禮部祠祭司主事蘆洪春，也上疏規諫萬曆酒色，其中談到，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來，連日免朝，前日又下詔說頭暈體虛，暫罷朝講。蘆洪春就此感嘆說，夫！疾莫甚於虛。陛下人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但不宜有卻而有之，這樣做，必然要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此惰朝廢典，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又說，陛下以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萬曆覽後怒極，命重杖六十、革職為民永廢不用。不久，蘆洪春便因憤鬱而死。萬曆十年（1582年）馮保失敗以後，由太監張鯨掌握東廠，因為橫行無忌作惡多端，引起滿朝公憤。其中御史何出光，曾劾張鯨犯有八條死罪，並連及其黨錦衣衛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萬曆覽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