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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好，速看速還。鄭”。幾十大本，幾百萬字，我連夜閱讀、摘記，又立即組織人重抄一部，原書送還。重抄本數十冊現存定陵。

發掘工作剛完，在故宮神武門舉辦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覽”。布展期中，《人民日報》約他寫稿介紹，他來到現場，一見我開口便說：”發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著手寫發掘報告，要快，不能拖。”又說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飾圖片數十張（他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寶貴，有彩色，比《三才圖會》的要準確，寫報告可作參考，次日他便把圖片交夏所長轉給我。展覽開幕後，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刊出（1958年8月31日，題為《朱翊鈞的地下宮殿》），定陵發掘的訊息一經公佈，轟動中外。我下放時，在農村新聞廣播中聽到他出訪阿富汗、阿聯等國飛機失事的訊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後回定陵寫發掘報告，他的圖片真的成為復原帝后服飾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事畢送還，主人卻歸道山了。他去世後，全部藏書捐贈北京圖書館，入特藏部，館方為他的贈書編印了厚厚一部（西諦書目》（鄭字西諦），那些圖片久借不歸，未能列入書目，我有責任，至今引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資料寫出文章的，在發掘委員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發掘委員會的委員中，郭沫若最關心發掘，經常到現場看看，有時還帶幾本明人筆記要我閱讀，坐下來談考古、談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學醫，開啟地宮之前，他一再囑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種“屍毒”，千萬要小心。帝后的屍骨，將來要作多方面檢驗，提供病理或醫藥方面研究，請專家寫專題，附在發掘報告上。他關心工作隊的健康、安全，儘可能做了些防護裝置，沒有出現事故也沒有染上“屍毒”，但是，屍骨卻被燒燬了，連一點骨渣也沒有找到。

地宮開啟之後，他來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來要看一下皇后的“諡冊”——死後晉封的冊文。他坐在木板房內用放大鏡仔細閱讀，夫人於立群卻張羅著為我介紹女友。郭老聽覺不敏，拍拍助聽器仍聽不清我們的談話，站起來大聲問：“你們在談什麼？”於立群附耳大聲說：“皇后問題。”我在紙上寫了“物件”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物件！我看你的物件就是發掘報告，這比結婚重要啊，你結婚時立群可以參加，不過，我可希望你在結婚之前就把報告拿給我看！”說罷哈哈大笑。今天，發掘報告終於出版，他卻溘然而逝。我往哪裡去送呢？

鄧拓對定陵發掘十分關心，也經常來工地現場。他說：“我在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萬曆一朝是關鍵。”他翻閱我平時摘錄的有關明代史料的卡片，並希望我借給他，我答應了。臨上車他又囑咐我：“開棺要告訴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細看，發掘報告我更要看。”並一再說明，寫報告時，史料卡片一定送還。“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丟失了，我並不介意，而現在，發掘報告出版了，作為發掘委員，他卻無緣過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後期，在燈市口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長——我的業師。他說剛從“五七幹校”回來，要籌備一個全國文物展。隨後問我情況，我如實以對：“我還沒有解放，正在單位挖防空洞，勞動改造。”他說：“很好嘛！還在挖土，沒離開老本行呀。”問我定陵情況，我擺擺手說：“這一行不幹了！我現在練就了一把好手藝，設計、畫圖、起券壘牆，樣樣能幹，以後改做瓦匠了！”他笑著說：“按古希臘的諺語，你能蓋房子，再種些樹，我看還是個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長有個習慣，平時同他談話，他總是隨走隨說，在辦公室裡，也是我坐著說，他來回走動，邊聽邊說。這一次卻一反常態，我們在馬路邊相對站立，足足二十分鐘，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