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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從“樓頂”的門口照射進來，把我喚醒（門板早就不見了）。我從另外一個浪蕩子身上爬過，下樓到了十層。這是巴頓（Patton）一家住的地方。在我的研究期間，我認識了巴頓一家——應該說，這一家人都是守法良民。他們對我很好，幾乎就把我當兒子了。我跟巴頓媽媽說早安，她正在給她的老公鮑普斯（Pops）做早餐。鮑普斯年屆七十，是一位已經退休的工廠工人。我洗了把臉，抓了一片玉米餅，出了門，走進了一個微風習習，清爽宜人的三月清晨。

不過是黑人區的又一天。

不過是作為旁觀者從內部觀察生活的又一天。這就是本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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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為窮困黑人的感覺怎樣？（1）

1989年秋，我開始求學於芝加哥大學。在入學的最初幾周裡，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導。在每一次活動完成特定的內容之後，我們都會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監控的區域。在我們收到的詳細地圖中，標劃出了海德公園（Hyde　Park）這一小塊領土的起點與終點：這是安全區。我們還了解到，除非是眾人結伴，或者參加某個正式活動，否則即便是在界線之外的那些美麗公園也屬禁區。

結果象牙塔變成了象牙堡壘。我當時住在海德公園的西南側，芝大安排了許多研究生住在那裡。我的學生公寓在叢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enue）旁邊一棟十層高的樓裡。這棟建築是海德公園與一個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窮困黑人區的歷史性分界線。只要你曾在美國城市裡的大學附近待過一段時間，你就不會對這種對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線的一側，坐落著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園。校內是優越的學生們，大多數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課或者做運動。而在另外一側，則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國人，正在提供著廉價的勞動力及服務（更換機油、擦洗窗戶、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沒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閒的時間裡，我開始作長途的散步，以瞭解這座城市。對於一名成長中的社會學家來說，芝加哥的街頭是一場盛宴。我被各種不同文化的街區和觸手可及的文化與傳統迷住了。讓我很開心的是，這座城市有一個叫做“羅傑斯公園”（Rogers　Park）的片區，混聚著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為一個來自南亞的移民之子，我成長於南加州的純白人郊區。與那裡不同的是，在這裡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族群地盤。

我當時對環繞在學校四周的窮困黑人街區尤其感興趣。在這些街區裡有將近半數的人不工作，據說那裡是犯罪與幫派活動滋生的街區，是福利金節節攀升的街區。在1980年代後期，這些城市當中的隔離地帶得到了國家的關注。我曾經常在那裡散步，並開始在公園裡打籃球，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犯罪行為，而且我也沒有感受到什麼明顯的威脅。我好奇為什麼學校一直都警告學生對其敬而遠之。

事實上，當地居民也對我非常好奇。這大概是因為當時在那些公園裡很少會有非黑人的遊客，也可能是因為我當時的穿著稀奇古怪。我被詢問了很多關於印度的問題——大多數我都無法回答，因為我搬到美國的時候還是個孩子。有時我會遇到野餐會，人們也會給我一些他們的黑人風味的食物。當我自稱是個素食者而婉拒的時候，他們會有點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這些人的陌生人，他們於我也是一樣。

作為芝大沉重課業的一部分，我開始參加研討課。在研討課上，教授們提出了一系列社會學的經典問題：個人偏好是如何發展的？我們能否預測人的行為？教育對於未來幾代人的長期後果會是什麼？

回答這些問題的標準模式是展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