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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周作人是不同的。1902年至1906年，魯迅的活動多記於好友許壽裳著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周作人的回憶錄，則記1906年之後的事情。所以，這是瞭解他那時活動的權威性資料了。我翻閱這些書，總覺得魯迅那時很激進，且又外表沉穩，不像文獻所載的那些學生那麼外向。他大抵屬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會活動並不多。然而有幾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復會，二是參加了文化譯介工作。關於入光復會，後人回憶多有不同，可我覺得，他並不很激進，如他所說不是振臂一揮的英雄。但心裡照例還是充滿殉道感的。這說明他在思想上，與孫中山的排滿意識很是一致。那時的光復會，是鬆散的組織，魯迅究竟參加了多少活動，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卻是被後人記錄了下來，這便是為《浙江潮》撰文。許壽裳回憶說：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東京，和中山先生會見，英傑定交，同謀革命，同時發起&ldo;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rdo;以勵光復，並且撰書告留學生，極為沉痛。有云：&ldo;……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rdo;魯迅那時已在東京，當然受到這位革命前輩的莫大的影響。

翌年，章先生在滬，又和同志公開講演革命，講稿輒在《蘇報》上發表，後來竟成了轟動全國的《蘇報》案。章先生和鄒容雖因此而入獄，然而革命黨的聲氣從此大盛，和清政府對質於公堂，儼然成了敵國之勢。這時候，東京方面，雜誌雲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兩派的爭執;溫和的一派主張用浙江同鄉會月刊之類，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對，主張用這個名稱，來作革命潮洶湧的象徵。起初由孫江東、蔣百里二人主編。百里撰《發刊詞》，有云：&ldo;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剩有雄魂，發大聲於海上。&rdo;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載章先生獄中的詩四首，最為魯迅所愛誦，現錄兩首於下：

&ldo;獄中聞湘人楊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鳥喜迴翔。

保種平生願，徵科絕命方。

馬肝原識味，牛鼎未忘香。

千載《湘軍志》，浮名是鎖韁。

衡嶽無人地，吾師洪大全。

中興沴諸將，永夜遂沈眠。

長策惟幹祿，微言是借權。

藉君好頸子，來者一停鞭。&rdo;

還有章先生的《張蒼水集後序》，也是魯迅所愛誦的，其末段有云：

&ldo;……乃夫提師數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數郡皆蒲伏，至江淮魯衛諸豪，悉詣軍門受約束，群虜讋慄，喪氣而不敢動。若公者，非獨超躍史何諸將相，雖宋之文李，猶愧之矣。餘生後於公二百四十歲，公所撻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讎，愛類之念，猶湮鬱於中國。雅人有言：&l;我不見兮，言從之邁&r;，欲自殺以從古人也。餘不得遭公為執牧圉，猶得是編叢雜書數札，庶幾明所嚮往。有讀公書而猶忍與彼虜終古者，非人也!&rdo;

這時我和魯迅已經頗熟，我覺得他感到孤寂，其實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剛剛為了接編《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應，隔了一天便繳來一篇‐‐《斯巴達之魂》。他的這種不謙讓、不躲懶的態度，與眾不同，諾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達的故事，來鼓勵我們民族的尚武精神。後來他雖自慚幼稚，其實天才沒有不從幼稚生長來的。文中敘將士死戰的勇敢，少婦斥責生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