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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彎路相較於他二人要更多些。中學畢業後，她原想出國念大學，卻因與後母發生糾紛，被父親幽禁在了家裡。半年後逃到生母那裡，用了三個月時間療養身體。母親給她兩年時間學習做淑女及培養生活自理能力，同時她開始補習功課，準備投考倫敦大學。當她考出遠東區第一名的成績時，卻正遇英國要與法國聯合起來向德國開戰，宣佈暫停招收留學生，而轉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為接受，就這樣張愛玲入了香港大學。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時，赴英留學之心仍不死，所以拼命用功，想要日後被保送到英國去。與此同時，二戰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張愛玲剛剛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入日軍之手，港大停辦。張愛玲回到上海，轉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可是不久卻又輟學了。其原因，張愛玲的解釋是“我半工半讀體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過遠”。

相隔10年後，32歲的張愛玲再赴香港大學繼續學業，可是入學兩個月後，她就不想再念下去了，欲應炎櫻之招赴日本，就退了學。在日本又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三個月後重回香港，想恢復學業，遭到校方的拒絕。大學之夢終於未竟。

胡蘭成未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憑著他的聰明與悟性，完全透過自學，成為一個學問家的。

一般的學者之路是在高等教育中，確立研究專業，隨著在該專業用功愈多而入行漸深，最後成為某一行業的專門家。這樣的學者易犯的毛病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或曰一葉蔽目不見青山，即現代西方論者所謂“專業遮蔽”，專而不博。胡蘭成未受系統的高等教育——其學問素養既未受其益，同時也就免受其害，倒是眼界高遠，胸襟宏闊，思維活躍，“博”得可以。

博的人多不專，有名的博學之士王雲五就一度為此煩惱不得解，乃向他已暴得大名的學生請教。胡適的指點仍不過是叫他選一個問題著手深入研究而已，並無有逾常規之良方。胡蘭成卻無此煩惱，他的學問看似隨興所至，隨遇而遷，卻因底子厚實，而能起點高，進展快，很快就相當“專”了。又因他站得高，不致迷失於精深，能涓涓細流入海。

但是，也因胡蘭成的學問專深博雜，雖然留下宏富著述可供研究，旁人還是很難摸準他的脈搏、把握他的思想、跟上他的步調。所以人們對胡蘭成喜愛也罷，憎恨也罷，多還停留在“張愛玲的胡蘭成”的水平與範圍。

張愛玲曾自言她只是寫小說與散文，“不大注意到理論”，胡蘭成也說她“不看理論書”，當然也就沒有撰寫學術論文的經驗，也不願意寫。當傅雷寫了來批評她作品的文章，她才寫了《自己的文章》，好好地與傅雷“理論”了一回。雖然文中有不少思想的閃光點，有一些理論也相當精闢，但她終究沒有把它寫成學術論文，用的還是說理散文的筆法。這固然是她主觀上別具隻眼，超越世俗觀念的束縛，客觀上也應有她少受高校論文寫作訓練的緣故。

雖然胡蘭成所受高等教育不完備，但還是不免自覺接受了“思想訓練”，因此在結識張愛玲之前，仍是一個每每“囿於定型的東西”，對“凡百東西皆要在理論上透過了才能承認”，膽怯於“公定的學術界權威”的人。遇到張愛玲才使他將這一切都打破，還教他將體系嚴密的論文打散了開來，如同使紀律嚴明的軍隊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胡蘭成還說及張愛玲：“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惡去看她總看她不透”。也許正是因為張愛玲未受盡現代高等教育，才使她不曾將思想不自覺地關入世俗標準的樊籠，使她長於在常規之外與情理之中迴旋的秉性健康生長，而寫出好小說。

與張愛玲對理論敬而遠之不同，蘇青是追求理論的。儘管她在《道德論》中說：“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俗人，素不愛聽深奧玄妙的理論”，但她對自己寫的理論並不淺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