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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他爹那種“只會在地裡死做”的農民。每年春夏他都要到茶戶收購茶葉，轉賣給茶棧，如此可得二百銀元，用來維持生計。可他又不像個精明的商人，而有農民的樸實。

他能寫文理通順的文書，卻又不把自己當做讀書人；平時愛管別人閒事，愛與人講道理，卻又沒有鄉紳的派頭；他會敲鼓、彈三絃、吹竹笛，卻只是在忙餘閒時偶為村人助興，而與追求風雅無關。

胡秀銘的這種作風，胡蘭成是完全繼承了的——他不是經濟學家，卻在報刊上發表了數量可觀的專業文章，將國民經濟問題解釋得頭頭是道；他不是國際關係學家，卻對中國、日本、美國、英國、蘇聯諸國之間的縱橫捭闔瞭然於胸；他不是文學研究者，卻對作家作品有獨到的見解，他對張愛玲其人其文的評論，無數次地被人引用，公認為經典；他大概也不會把自己視為作家，可他散文的藝術成就，在20世紀華文散文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胡蘭成還寫到父親的“一簞食、一瓢飲，這樣的儉約”，說話“喜蹌人家”，與人交往起於親熱止於敬，“怎樣久亦不能熟習”，彷彿君子之交的淡如水，以及與青年女子交談中戀愛外的“相悅”等等。這些，胡蘭成也都是像他的，不過最後一條他比父親走得遠。至於胡秀銘的“出語生澀……沒有冗談或清談的嗜好”，胡蘭成大概是沒有繼承的。

胡蘭成小時候，父親還教他早起寫字，講書給他聽，這些於他都是親切的回憶。相較於胡蘭成的父親，蘇青的父親與張愛玲的父親都不是好父親。前者脾氣壞，不善待妻子（蘇青《好父親》：“記得我們有父親的時候，家中常是陰沉沉的。父親回來的時候總是惡狠狠地，也不知在怨誰。母親一邊忍氣吞聲，一邊辛勞地做事，害得我們孩子家也不得高興……害得母親天天愁眉苦臉的”），對家庭不負責（死後使家庭陷入經濟困境，使妻兒　“受盡痛苦”），對子女疏遠而嚴厲（蘇青小時候被母親派了陪父親吃飯的差使，竟如同上刑一般，菜也不敢去搛，飯也不敢吃飽），扼制子女天性（對幼小的女兒言行舉止諸多限制），虛榮（要給女兒受教育，目的只是為了女兒長大後有機會做公使夫人）。

父親（5）

後者脾氣暴躁（與妻　“劇烈地爭吵”，瘋狂地打女兒——張愛玲《私語》：“我父親……揪住我，拳足交加，……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將為侄女說情的胞妹打得住進了醫院），不善待妻子（讓黃逸梵哭著出走國外，張愛玲《私語》：“我父親把病治好之後，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頹廢（好逸惡勞，不思進取，坐吃祖上遺產，過著寄生蟲一般的生活），吸毒（吸鴉片，打嗎啡針），虐待子女（囚禁女兒長達數月）。

從上面的比較來看，張愛玲與蘇青兩人父親的種種“不好”，大部分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有意思的是，她們對父親的態度卻不一樣：　蘇青對父親是不加原諒的恨，是寧缺毋濫的拒絕；張愛玲對父親是無可奈何的嘆，是彌補缺憾的尋求。

蘇青11歲就失去了父親，可是20年後她寫起父親來，還是沒好氣：“……為兒童的幸福著想，有一個好父親是重要的，否則還是希望索性不要父親”。

張愛玲在她被父親囚禁事件僅僅7年後寫父親，即用了一種平靜而漠然的語氣，彷彿是在說別人的故事——雖然也是盡說父親不好的，甚至於將她病重時他為她注射抗生素，這麼重要的一節也別有用心地略去了，從而陷其父揹負對女兒見死不救的惡名於萬劫不復之地。

多少年來，誰都（即使現在也還有不在少數的讀者）以為當年張愛玲在囚中瀕死康復的過程是靠了她自身的抵抗力。誰會懷疑她那幾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