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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今據《長慶集》）。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於中國詩的歷史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元稹作杜甫的墓誌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此序作於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確是別開生面，為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膽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后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走。元稹受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元稹的《敘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諭」詩的動機。他說：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幾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裡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樸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呆，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陣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態的危機。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態度應該變嚴肅了。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態度。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鬱，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後來元稹發見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這種體裁最合於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於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