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第1/2 頁)

他疑心這一類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一類的佛教文學的影響以後的作品。他說他對這問題，別有考證。他的考證雖然沒有發表，我們卻不妨先略討論這個問題。陸侃如先生也信此說，他說：

假使沒有寶雲（《佛本行經》譯者）與無讖（《佛所行》譯者）的介紹，《孔雀東南飛》也許到現在還未出世呢，更不用說漢代了（《孔雀東南飛》考證，《國學月報》第三期）。

我對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發生的絕大影響，是充分承認的。但我不能信《孔雀東南飛》是受了《佛本行》一類的書的影響以後的作品。我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於中國以前。

第一，《孔雀東南飛》全文沒有一點佛教思想的影響的痕跡。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種外來的宗教的輸入，他的幾個基本教義的流行必定遠在他的文學形式發生影響之前。這是我們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來證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輪船火車煤油電燈以至摩托車無線電都來了，然而文人階級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卻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於民間的文學竟可說是至今還絲毫不曾受著西洋文學的影響。你去分析《狸貓換太子》《濟公活佛》等等俗戲，可尋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學的影響嗎？——《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件生離死別的大悲劇，如果真是作於佛教盛行以後，至少應該有「來生」「輪迴」「往生」一類的希望（如白居易《長恨歌》便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的話。如元稹的《悼亡詩》便有「他生緣會更難期」，「也曾因夢送錢財」的話）。然而此詩寫焦仲卿夫婦的離別只說：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

寫焦仲卿別他的母親，也只說：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

這都是中國舊宗教裡的見解，完全沒有佛教的痕跡。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劇的詩裡絲毫沒有佛教的影子，我們如何能說他的形式體裁是佛教文學的產兒呢？

第二，《佛本行》《普曜經》等等長篇故事譯出之後，並不曾發生多大的影響。梁啟超先生說：

《佛本行》譯成華文以後也是風靡一時，六朝名士幾於人人共讀。

這是毫無根據的話。這一類的故事詩，文字俚俗，辭意煩復。和「六朝名士」的文學風尚相去最遠。六朝名士所能瞭解欣賞的，乃是道安、慧遠、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決不能欣賞這種幾萬言的俗文長篇記事。《法華經》與《維摩詰經》一類的名譯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紀以後方才風行。這都是由於思想習慣的不同與文學風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強的。所以我們綜觀六朝的文學，只看見惠休、寶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見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陸諸君重視《佛本行經》一類佛典的文學影響，是想像之談，怕不足信罷？

陸侃如先生舉出幾條證據來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六朝作品。我們現在要討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華山傍」的話，所以陸先生起了一個疑問，何以廬江的焦氏夫婦要葬到西嶽華山呢？因此他便連想到樂府裡《華山畿》二十五篇。《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雲：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