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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esr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證。他整理後，所綴成的13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迄今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樑的名稱，和巷弄裡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鋪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r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只儲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萬，佔地有今日法國面積之4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s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讚羨中國時約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500年前出人頭地，茲後就無從繼續其優勢。sith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制，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癥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裡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ldo;買公田&rdo;，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ldo;奸臣傳&rdo;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制的謝太后責他應死，稱：&ldo;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rdo;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後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援。他原應到金軍裡去為人質，只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後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闢。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裡，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餘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ldo;食貨志&rdo;內中抽出的&ldo;經制錢&rdo;、&ldo;總制錢&rdo;、&ldo;月樁錢&rdo;和&ldo;板帳錢&rdo;為歷史教科書前後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徵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ldo;每月樁發&rdo;。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13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只向汴京每年供應200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制錢和總制錢已共達1440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