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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日我們從長時期遠距離的立場看來，這一段歷史，也要賦予一種新的解釋。

中國因賑災治水及防&ldo;虜&rdo;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統一，在政治上成為一種超時期的早熟。漢高祖劉邦還沛縣時，作歌鳴志自稱&ldo;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rdo;可見得他在不經意的時候已經把個人功業和國家安危看作一體。創業既艱難，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與呂后總以鞏固新朝代為前提，甚至屠殺功臣，不擇手段。從個人的立場，我們不能對他們同情。其殘酷少恩，至少和&ldo;聞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rdo;的宗旨相違。可是從公眾利益著想，我們卻又感覺到因當日情況，他們隻身負責天下一統的局面之棘手，誠有如1700年後西方的馬基維利著《威權皇子》時所說，執政者的恩怨與個人恩怨不同。司馬遷記劉邦聽說呂后已將他得意功臣韓信處死時，&ldo;且喜且憐之&rdo;，班固亦稱&ldo;且喜且哀之&rdo;。這樣的記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寫漢高祖的情形一致，應當是基於事實。

在紙張還未出現文書還靠木簡傳遞之際，中國已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上完成統一，不能說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後中國兩千年仍要對這成就付出相當代價。各地區間經濟因素的成長，是這些地區特殊社會與特殊文化的張本，也就是地方分權的根據。在此種因素及其廣泛實施和有關習慣法制都沒有發展之際，就先籠頭套上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以後地方分權，就無憑藉。各地方連自治的能力都沒有，又何遑論及民權？因此就只有皇權的膨脹與鞏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則其施政不出於&ldo;開明專制&rdo;的典型。我們也知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之上行專制，必自命開明。因為它執掌絕對的皇權，除了以&ldo;受天命&rdo;和&ldo;替百姓服務&rdo;之外，找不出一個更好支援它本身存在及其作為的邏輯。其真偽不論，即算它做得最好，頂多亦不過&ldo;民享&rdo;，而不是&ldo;民治&rdo;，長期如此，其權力必凝固而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階段裡，最重要的一個變動，乃是公元前154年&ldo;七國之亂&rdo;，吳王劉鼻是漢高祖的侄子。他的長子劉賢在文帝時侍從皇太子即是後來的景帝飲酒博弈，兩人發生爭執，劉賢被景帝打死，皇室將他的屍體送還吳國歸葬，而吳王堅持送他回長安埋葬，有讓文帝景帝受道德責譴的樣子，並且茲後即稱病不朝。因此這糾葛及人命案可以視作以後吳楚叛變私下裡的一個原因。

實際上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吳國處於長江下游，煎礦得銅，煮水為鹽，吳王即利用這商業的財富，減輕並替代人民的賦稅，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納各地&ldo;豪傑&rdo;。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機要秘書長）晁錯就說：&ldo;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rdo;已指出一個地方政治經濟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發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吳王劉濞反，其他楚，趙，濟南，留川，膠東，膠西也反，以誅晁錯為名。景帝起先倚錯為先朝重臣圖吳，這時又受袁盎之計殺錯。晁錯奉皇帝之召議事，他穿朝衣晉謁，不料被騙，臨頭碰上一個離間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車載東市而斬首。這樣七王就失去了稱兵所憑藉的理由。

七國的叛變，也因先朝宿將周亞夫的指揮得當，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宮為奴。又11年景帝又以條侯太尉周亞夫&ldo;此央央非少主臣也&rdo;，也就是看出他經常帶有一高興和不服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