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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志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裡沒有講明究系因天旱而動干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ldo;夏氣&rdo;旺盛之故。同書天文志也指明&ldo;經常星宿&rdo;（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ldo;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rdo;。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仰只有變本加厲。《後漢書》的儀禮志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ldo;黑郊&rdo;，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因為冬至那天晝夜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ldo;承天理物&rdo;。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ldo;節氣&rdo;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係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衝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須待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開的知識很難與朝政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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