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頁(第1/2 頁)

兩稅製出於當時的需要在新體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制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國歷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於此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抬頭。

這當中的衝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ldo;尚書度支總統焉&rdo;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體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國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為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的內犯。回紇則既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親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詔不足成為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矇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ldo;北狄傳&rdo;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騷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於一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跡象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蒐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紇，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國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此手下的驍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駑下。可是九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佔優勢。而韓愈文稱&ldo;冀北馬多天下&rdo;，其馬匹之出現為&ldo;群&rdo;。廬龍節度使劉總於公元821年棄官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千匹。822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跡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歷史家就認為當日河北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援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遊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遊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ldo;藩鎮之禍&rdo;只是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