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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旅行中，認識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學派代表魁奈和社爾閣等名流，這對他後來經濟學說的形成影響甚大。

斯密生前發表了兩部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舊譯《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前者影響力在經濟圈，而後者則廣泛涉獵倫理學說。但在學術圈之外，似乎更多的人只注意到他對經濟圈做出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這可能是因為西方工業革命匯入商業社會的緣故，致使人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利己”上——所以當人們把他的《國富論》奉為經濟學“泰斗”級教科書時，對他“不務正業”地研究廣含“利他”主義的《道德情操論》倫理觀點，就有些不太適應了。

《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形成認識上的衝撞，起於與亞當，斯密同時代廣出哲學家的德國。正是日爾曼人首先掀起了關於“斯密問題”（也叫“斯密悖論”）研究和辯論的熱潮，以至後來這種熱潮席捲全世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有趣的是，三百年過去了，有關“斯密問題”仍沒有一個能受到公允的解構，以致於“斯密問題”迄今為止仍是學界的一樁“懸案”。

應該說，《道德情操論》作為亞當？斯密倫理學方面的代表作，其地位並不在《國富論》之下。但奇怪的是，《道德情操論》和作者的死亡一樣，當時沒有引起多大注意，也許人們正在全神貫注地為法國大革命事變和英國農村方面可能引起的反應擔憂。他下葬於坎農門教堂墓地，墳上的墓碑很不顯眼，上面卻刻著：《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長眠於此。很難想象一個能比此更為持久傳世的碑銘了。相比之下，他在任教時期寫下的《道德情操論》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斯密的名字在我國早已是家喻戶曉。《國富論》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由嚴復先生翻譯介紹到中國，並對中國經濟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其《道德情操論》卻只是在上世紀末才有了蔣自強先生的簡體中文譯本（商務印書館，1998年）。由此可見，即使一向以中庸思想聞名於世的中國，對一個經濟學家“越俎代庖”地涉獵倫理學說的做法也是不置可否的。其實，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論》看得遠比《國富論》重得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傾注在《道德情操論》的修訂與完善上。從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對《道德情操論》先後進行過6次修改，而《國富論》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論》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將這兩本書單一地對立起來去解構。

在《道德情操論》裡，斯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有的民族發達，有的民族落後？他解釋說：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還有另一個本性，就是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這是獨立於個人功利慾望的。意思是說，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要受道德觀念約束，不要去傷害別人，而是要幫助別人。斯密認為，這種道德情操永遠種植在人的心靈裡的，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唯有此，人類才能永恆。斯密本人也不是唯利是圖的“經濟人”，而是為社會做過多次捐獻的英國紳士。可以這麼認為，道德情操是斯密思想的原貌，而經濟學說正是這種原貌基礎上的思想發展。這種說法可以在首版《國富論》首頁上標明的“《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字樣中得到印證。

《道德情操論》全書分為七卷，前六卷分別從不同方面層層深入地論述了人類的情感和倫理道德產生的原因和基礎，第七卷“論道德哲學的體系”是在前六卷基礎上對此前的各種倫理學體系所作的述評。斯密從人類的情感和同情心出發，討論了善惡、美醜、正義、責任等一系列概念，進而揭示出人類社會賴以維繫、保持和諧的奧秘。在他看來。人天生是社會的動物，時刻生活在他人的評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