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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續用。到唐穆宗時，牛僧孺曾一度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閔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閔等人被貶官，鬥爭更趨複雜。朝廷大臣分化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ldo;牛黨&rdo;和以李德裕為首的&ldo;李黨&rdo;，兩派相互傾軋四十餘年。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其實，這樣的爭論仍然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可是自長慶以後，黨爭的內容已經絲毫看不到有意義的內容，而完全是一些能將對手打倒在地的雞毛蒜皮的小事。唐代黨爭已經完全演變成了一場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這正是唐代黨爭的實質所在。官僚之間的鬥爭不斷升級、擴大。

&ldo;朋黨&rdo;暴露了封建專制陰暗的一角，它是中晚唐朝政的另一個痼疾，而這些朋黨往往是由宦官做後盾或牽線的。漢明的朋黨之爭主要是宦官與外戚或朝臣的權力之爭；宋朝的朋黨之爭主要是朝臣的政見之爭。唯有唐朝的朋黨之爭有些特別，與其他三個不同的是，帶有明顯的&ldo;階級&rdo;性。就像胡如雷在《唐代牛李黨爭研究》中所認為的：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政治代表，他們與中小地主結盟，反對藩鎮割據，從而與代表豪強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黨發生衝突。換而言之就是，日趨滅亡計程車族階級與科舉進士之間&ldo;不是你死，就是我亡&rdo;的政治遊戲。

這場黨爭帶了嚴重的後遺症。王朝的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支援利用新興的庶族打擊士族門閥。而隨著庶族勢力的增強，士族不甘心失去已有的特權。雙方為了各自利益，進行爭鬥。在國家強盛時，這種黨爭對皇權是有利的，皇帝得以用支援或反對來平衡王朝的穩定。而當弱亂來臨，則是皇朝滅亡的禍根。唐宗室出身的奸相李林甫，也為鞏固自己地位提拔寒門、任用藩將，為以後的安史之亂埋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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