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頁(第1/2 頁)

[2]　戴維森：《從瓦解到新生》，第102頁。

[3]　devereux， r， the first ottoan nstitutional period， baltiore 1963， p47， p59， p15

[4]　戴維森：《從瓦解到新生》，第111頁。

第九章　傳統經濟社會秩序的衰落

一、西方列強的貿易擴張

奧斯曼帝國地處亞非歐大陸的核心區域，長期控制東西方之間的貿易通道。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具有尚武的傳統，熱衷於聖戰事業，鄙視商業。歐洲基督教商人以及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希臘人，成為溝通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間貿易交往的重要紐帶。1536年，奧斯曼帝國與法國簽署通商條約，伊斯坦堡的蘇丹賜予法國商人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享有自由貿易權和治外法權即領事裁判權。此後，歐洲基督教諸國競相效尤，與奧斯曼帝國簽署一系列享有同樣特權的通商條約。

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無疑是建立在農本社會基礎之上的東方傳統文明。自塞裡姆三世和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開始，奧斯曼帝國逐漸形成西化的色彩和重商主義的傾向，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基督教諸國之間的貿易交往明顯擴大。坦澤馬特時代，正值歐洲經濟的繁榮階段。1838年，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簽署商務協約，規定奧斯曼帝國政府從英國進口貨物按5徵收關稅，出口則按12徵收關稅。此後，其他西方國家也從奧斯曼帝國政府獲得類似的貿易優惠。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基督教諸國之間的貿易額，1783年約合440萬英鎊，1845年約合1 220萬英鎊，1876年約合5 400萬英鎊。安納託利亞港口城市伊茲密爾與法國港口城市馬賽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額，1750年為990萬法郎，1850年增至6 700萬法郎，1881年達到32億法郎。另據估計，1840年奧斯曼帝國的出口產品約佔國內生產總量的4‐5，1870年奧斯曼帝國的出口產品約佔國內生產總量的7‐8，其中出口農產品約佔農產品生產總量的12‐16。1800‐1900年，安納託利亞、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對外貿易額增長10倍，年貿易額從不足1 000萬英鎊增至超過1億英鎊。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的貿易赤字呈明顯上升的趨勢。

19世紀80年代的伊茲密爾港

19世紀以前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基督教世界之間的傳統貿易，主要是中東地區手工業製品的輸出以及包括伊朗、印度在內的東方物產的販運，來自奧斯曼帝國以及伊朗、印度的紡織品、金屬器皿、紙張、玻璃、蔗糖、絲綢、香料暢銷於歐洲市場。進入19世紀，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基督教世界之間的貿易模式經歷逆向的變化，中東地區的農作物出口和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工業品在奧斯曼帝國市場的傾銷呈明顯上升的趨勢。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工業品和所謂的殖民地產品即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咖啡、甘蔗，主要經過伊斯坦堡、伊茲密爾、亞歷山大港，以及敘利亞沿海城市伊斯肯德倫、拉塔基亞、的黎波里、貝魯特、西頓、阿克，或經過巴爾幹半島和多瑙河，進入奧斯曼帝國境內。

1800年以前，來自馬賽的法國商人控制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基督教世界之海路貿易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在黎凡特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領域獨佔鰲頭。法國商人主要經營法國毛紡織品出口中東的貿易；與英國的高檔毛紡織品相比，法國的毛紡織品價格低廉，在黎凡特地區具有廣闊的市場。隨著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政治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以後，法國的貿易優勢逐漸喪失，英國商人開始控制歐洲基督教世界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