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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南詔的歷史，顯然有來源不同的兩種史料。第一種是漢文史料，現存者有樊綽《蠻書》、《新唐書&iddot;南蠻傳》；已佚者有袁滋《雲南記》、韋齊休《雲南行記》、竇滂《雲南別錄》、徐雲虔《南詔錄》、盧攜《雲南事狀》，此外還有韋皋《西南夷事狀》和李德裕《西南備邊錄》。《新唐書&iddot;南蠻傳》即綜合諸家之書而成，而司馬光《資治通鑑&iddot;考異》也間引諸家之說，加上《太平御覽》所引，袁滋、韋齊休諸人之作，可以窺見大概。1第二種是從當地人民，特別是所謂白文，翻譯出來的史料。如傳為出自宋人張道宗的《記古滇說》，元李京《雲南志略》，明楊慎《滇記》，蔣彬《南詔源流紀要》，阮元聲《南詔野史》，都可歸入這一個型別裡去。2

第二種史料可以楊慎《滇記》為代表。楊慎在《滇記》的後面說到他的史料來源：

第58節：四 論南詔史上的史料問題(2)

&ot;餘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眾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ot;

據此，《滇記》乃是楊慎根據僰文《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為之轉寫而成的。楊慎根據僰文寫的有關西南民族歷史的書，除《滇記》而外，尚有多至八百餘卷的《西南列國志》。清陳鼎《滇遊記》提到楊慎譯《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譜》裡又提到楊慎的《西南列國志》：

越裳氏國有蛇群處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風光澹蕩則出。聚鳴草莽中。或作絲竹聲，或作金石聲，或為擂鼓鳴鑼聲，或為喇叭長號作天鵝聲；簫管瑟琶，百樂畢備，故曰百樂蛇。國人聞其聲大喜，多置酒相賀，謂其年必豐，人無疾厄，蓋瑞蛇也。好事者則攜樽往聽，直作一部鼓吹矣。然蛇畏人，聞人聲輒避去，皆默飲不敢嘩。楊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數十年，通彝語，識僰文，乃譯黑新逵《西南列國志》八百餘卷，載蛇狀甚詳。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見其抄本，惜匆匆北還，不能盡錄其書入中原以為恨。1

楊慎所譯的《西南列國志》以及他寫《滇記》所根據的《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的僰文原本，現在都失傳了。顧祖禹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裡引了幾條《白古通》。楊慎是明朝一位學問淵博的學者，同時也以捏造古書著稱於世。因此以前我們對於《白古通》、《元峰年運志》、《西南列國志》之究竟有無其書，頗為懷疑。一九四二年前後，石鐘先生訪古大理，在喜洲附近發見許多明代古墓，墓前有碑，有些立於明初，比楊慎的時代為早。明初的墓碑裡也往往提到《白古通》以及《白史》之名，則《白古通》實有其書，並非楊慎所杜撰。這是一部十口相傳的民族歷史。清康熙時的《白國因由》，亦出於《白古通》一類的書，其中充滿了佛教傳說和神話。2

此外還有兩幅畫，也可歸入第二種型別的史料之內。第一幅為《南詔圖傳》，相傳為南詔舜化貞中興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南詔主掌內書金券贊衛理昌忍爽王奉宗等所畫。圖載梵僧感化細奴羅故事。畫末有&ot;嘉慶二十五日歲在庚辰九月二十二日成親王觀&ot;題記，原件已歸日本一私人收藏。第二幅為大理國段智興盛德五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一二四○年）描工《張勝溫畫卷》。圖為利貞皇帝信畫，繪信及佛菩薩梵天八部寺眾天竺十六國王像。原畫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這兩幅畫，尤其是《南詔圖傳》，上面有許多說明，可以作為南詔史史料看待。不過我對於《南詔圖傳》的年代頗為懷疑。畫上說是中興二年，而畫後又有文武皇帝聖真，文武皇帝為鄭買嗣諡號，買嗣繼南詔蒙氏自立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九○○年），畫當更在其後。又第二幅《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