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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從公元前3世紀直至20世紀就這樣以相同的方式重複著。同樣的堅如磐石的建築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它幾乎不給個人以自由，因為個人被認為不能分辨哪些東西對自己有用。在自由社會裡，每個人都是整個人類的體現，個人被認為比集體更瞭解哪些東西適合於自己；中國社會正與此相反。

接待馬戛爾尼的中國人對這種特殊的永續性與使之持久的原則深信不疑。他們知道帝國的穩定要靠堅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讓人遵守已經確定的規則。他們有著世界上（他們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聽這個&ot;大鼻子&ot;來向他們講故事。乾隆與他的官員們對自己的制度感到驕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驕傲的理由。他們很珍視這一傑作：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在多少世紀以來戰勝了眾多的歷史環境，經歷了深刻的變化並永久地存在了下來。

1949年革命所廢除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語言裡所說的&ot;封建主義&ot;。封建主義的定義是：個人地位主要是與生俱來而不是獲得的，在這種制度下個人對世襲貴族的依賴關係起著主要作用。在中國，世襲貴族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經被廢除了。

一個完全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出現了：這個國家由可以替換的、領取薪金、大筆一揮就可解職，並從唐朝以來就透過不公開姓名的考試錄取的文官以客觀的方式、根據每人都要遵循的規則來治理。按照統一的模式組織起來的行政區域代替了根據封建領主弄刀舞槍的本事而劃分的面積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職人員。他用一套獎懲辦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縛全國的網路。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權力。

這一體制在中國經受住了考驗，並傳播到如朝鮮或越南等國家。它甚至成為西方（如路易十五時的法國）設立考試和會考的榜樣。它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它把比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更為廣闊的一個空間緊密地組織起來了：國防線、道路、驛站、星羅棋佈的指揮網路。國家透過大量購買糧食、穀物稅、公家囤積等手段來調節市場。中國早就確定了中央集權國家的模式，歐洲國家只是到最近才達到這一水平。

從秦始皇以來，法律、錢幣、賦稅、度量衡，甚至車輪間的距離都是統一的。必須使用統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國家--朝鮮、日本、越南--都是如此。中國文化就這樣威力無比、持續不斷地在20多個世紀裡傳播開去。一種文化能在那麼長的時間裡發揚光大，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兩種優越感的撞擊

這種結構有它致命的弱點：它出現時正好西方發現在自己社會裡（首先在英國社會裡）出現了個人主義帶來的強盛苗頭。它的發展十分緩慢，經過了若干世紀；但突然之間便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權模式從一開始構思時就已經十全十美，在2000年裡幾乎持久不變，但這時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躍，雖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會自由的模式。

然而，把&ot;發達&ot;國家與不好意思地稱之為&ot;發展中&ot;國家分開的鴻溝是在一個同人類生存的時間相比相當短暫的時期裡形成的。西方的航海者入侵時，南美或赤道非洲的最原始的部落只達到歐洲居民在公元前2000年時的水平；中國人則已達到路易十四時法國的水平。這些差距很容易用地理或歷史環境來解釋：環境促進了居民的發展，放慢了其他一些人的發展速度；導致了一些人的閉關自守，引起了另一些人的種族混合。35個世紀同350萬年相比，只有人類存在的千分之一的時間。沒有任何理由能為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種族優越感辯解。

馬戛爾尼的夥伴們到達中國時堅信自己比其他歐洲人強。他們回國時又增加了一種新的信念：他們同樣也比中國人強。他們看到這個從馬可&iddot;波羅以來大家都說